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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06-09 1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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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他们对此没有感觉,这是挺悲哀的一件事。”种种原因,使张雷认为这个不能算是自己最喜欢的作品。他说,“在中国现在还不是谈论真正高水准建筑的时候,把房子建得没有很多的漏洞,就已经很满意了。”
材质的运用和注重周围环境都是张雷建筑设计很重要的部分。
在张雷一篇名为“基本建筑”的文章中,提出这样的要求,“房屋的建造应使用适当的材料和合理的结构。房屋的建造应与其所处的环境相和谐。”
看起来似乎是很简单的观点,却是针对着中国建筑的现状。张雷的“基本建筑”其实是对建筑本质的回归,一种理性和简约的回归。在“基本建筑”的定义中,空间、建造、环境成为核心问题。“基本建筑体现的是诚实、合理、人性的建造过程,它不需要回答建筑到底是什么,也不暗示任何风格。”张雷对我们说目前自己的建筑作品成本都保持在1500元/平方米以下。
“对我的建筑设计影响比较大的应该是在1998年的洪灾,我们几个人自愿跑到南昌去帮助灾后重建,那里非常困难,家给大水冲走了,什么也没有,马上要过冬了却没有房子住,政府给了每家5000元的费用,因此我们要用最简单最直接的方式去面对这些问题,以前在大学里所学到的关于建筑的知识比如尺度、美学等等,此时统统没有用,我们想的只能是,怎样用最合理的方法最低的报价把房子盖起来……”
“过了一年后再回去,看到造起房子已把我们的设计理念很好地运用并且见效时,我非常感动,我觉得它比那些精心设计的房子都要感人得多。从那以后,自己就对建筑的理解发生了改变。”
一个办公楼、“围城”、对建筑应该轻松点
4月4日星期天中午,依然忙碌的张雷抽空带我们去离市中心几十公里外的南京高新技术开发区,参观他的一个新作品,为一家生物研究所专门设计的办公楼。
“业主是从美国回来的,对设计要求有两个:园林式和光线明亮。”我们看到,在一块平整的空地上,张雷表达出了一个很独特的园林式写字楼,即开放又可让使用者拥有独自享受的感觉。
入口处一个四方荷花池,似乎被一堵简洁的大墙藏起,又与外界保持相通,正对门口的大厅景窗可以看到后院的园林景观,每个办公室都可以从窗户外看到独自的竹林,长长的走廊上是阴阳式天花板,自然光线透过半边的玻璃天花板撒下。
张雷用“围城”来比喻这个设计。“我觉得中国人对自然采取的态度是非常简单的,有点像围城,先用最简单的墙区分内外,然后把一些有意思的东西包在里面。景观是需要控制的,没有控制的景观是没有意义的。然后在一大片自然里要营造出一个人的尺度的空间,这是重要的。”
“这里有很多的楼梯,它们和空间的节奏是一致的。和一般的只有交通功能的楼梯不一样,它们还是一种礼仪性的空间,成为工作者休闲和思考的地方。”张雷说他曾经看到一个资料,统计出大部分科学研究都来源于非工作环境。“所以我在建筑里尽可能地增加相遇的可能。”
虽然这个作品最后还有点瑕疵,如园林景观比较粗糙(这是另一家公司的业务)、荷花池徒有虚名,但张雷认为,“这已经是个毛病稍为少一点的建筑,我基本能接受它。从设计到建造的过程我们是没办法完全控制的,业主和建筑师对建筑的理解不是一样的,能做到这个样子,我已经可以承认这是我的作品了。有些建筑做成后拍几张照片就算了。”
再回到张雷的“基本建筑”,他的意思,其实也就是希望能够解决在目前这个大量的过热性的建筑时代里,如何保证建筑质量的基本问题。
虽然很注重建筑的基本元素,但张雷还有另一面的姿态。“我觉得对建筑应该要轻松一点,不一定要这么沉重。在这个高速度的建筑时代,我的思路是把问题简单化,用最简单的方式来应对最复杂的东西,因为我觉得没有时间把问题搞得很复杂。在中国要工作好,必须要有这样的策略。”
“我曾对学生讲——他们听了都笑——我觉得有电脑特别好,当我把一个细部研究好以后,再将之用到整体就很节省时间。”这是否也是张雷一个“基本”的现实问题呢。
张雷说现在手上的项目有10个左右,从政府机关、商业区到博物馆,各种类型都有。正在成都安仁建造的,由张雷负责设计的***瓷器馆,外立面(像一个方盒子)上的冰裂纹以及内部空间的怪异曲折走廊,体现***的“破碎”与“扭曲”,让人印象深刻;上海则有好几个项目,其中青浦的一个办公楼,是张雷第一个位于比较复杂城市环境里的设计,“如何处理新建筑与老街区,如何把结构关系延续下来……这个作品对我挺有挑战的。”张雷的解决方案是将之设计成一个个不规则的斜面,“这样的处理可以不破坏城市原来的肌理。”在南京,张雷参与了日本建筑师滨野安宏策划的“第壹区”,负责其中三分之一的设计。这些作品都将在未来一两年陆续建成。
“南京现在已经在拆上个世纪80年代的建筑了,更别说以后的西部地区。”张雷说在中国做建筑师会很忙,他的语气有喜亦有悲。“在中国做建筑师,与国外同行相比收入算是超高了,年轻人刚进这行赚钱都太容易,也容易浮躁。”
张雷的留学经历让他很注重与国际之间的交流。“我每年都要到欧洲和一些同行交流,这是我不断前进的动力,看到了差距,才知道有很多事情要去做。我们和老一辈最大的区别就是,当年他们受到局限没有条件去接触这些,而我们已经可以把自己放在国际化这样一个氛围里去看待。”
“中国的当代建筑,以前人家是根本不看你,因为不上路,但现在国外的同行会有探讨的兴趣了。”这也许就是中国新建筑带来的对话契机。
我们问张雷,他认为中国何时会出现建筑大师,回答是,“在我这一辈还不可能。——最近看了一份历史资料,南京在上个世纪30年代,搞了一个国家博物馆的建筑竞标,当时有几个中国建筑师参加,有从美国回来的,有从德国回来的,美国回来的都做大屋顶,德国回来的做的是现代建筑……也就是说,在那时欧洲的教育已经是现代建筑的教育了。可是欧洲那派在中国并没有得到实施,我想一是因为人才比较少,二是因为当时传统势力也比较大,最终还是沉默下去了。”
“如果这一派发展起来,今天中国建筑的状况也许就不是这样了。”张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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