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准营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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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07-06 1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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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营造
北京西,纽约东
对拷贝西方建筑或者繁殖东方传统均无兴趣,设计丝毫不受风格的羁绊,标准营造是中国最年轻一代建筑师的突出代表之一。
撰文 琳达•弗拉森罗德(Linda Vlassenrood) 翻译 冯恪如 摄影 陈溯
现在写一篇关于某个中国年轻建筑师事务所的文章,能否回避世人皆知的中国建设速度与建造规模的奇迹?是否可以想象直入主题而不再涉及建筑、都市、社会、公众和环境等等因素?简言之,是否可以只关注这些年轻中国建筑师独特的创造力?还是说我们对于中国建筑所面临问题的整体认识仍然是评价他们作品的关键?显然,从我们西方的视角看,后者仍然是个问题,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所带来的影响还没有被完全解读,我们对其中无数的问题和潜在可能性简直是过度的痴迷,以至于现在大量的展览和出版物(一些还在进行中),主要出现在欧洲,均以这样的视角来看待中国年轻建筑师(所谓前卫建筑师)的作品。他们的作品甚少或从未被单独提及,而总是充当着实例的作用。然而矛盾的是,这些设计恰恰不能够代表中国的当代建筑;这里展示的作品只是中国大量建筑产品中的极小部分,相关的建筑师也恰好是体制外的特例,因为他们是在用设计来回应和批判持续变化的城市环境中出现的矛盾与冲突。
总之,我们这些西方人仍需要相当一段时间来充分理解中国城市化的过程。同时,去形成自主的设计特征,并得到外界的理解和欣赏,是年轻的中国事务所们自己的事。很多人正在进行这样的实践,虽然是在很小的尺度上。自我意识在前卫建筑师中日见增强,他们中的年轻者在先锋行列中选择更加反叛的态度。位于北京的标准营造(standardarchitecture)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他们的作品中显示出追问的态度和激进的设计方式。
从年龄上说,标准营造的建筑师属于第五代中国现代建筑师。中国的学者通过一代人的推陈出新来谈论中国电影史的发展,这种断代方法也沿用在建筑史中。第一代进步建筑师出现于1920年代。当今中国活跃的建筑师,1980到90年代在国内、外受教育的建筑师,分别代表中国第四、第五代建筑师。1999年在纽约,张轲(生于1970年)和张弘(生于1967年)共同成立了标准营造建筑事务所。两年以后他们逐渐将工作的转移到北京,他们在此赢得了几项设计竞赛。随着事务所的发展,又有合伙人Claudia Taborda(生于1965年)和茹雷(生于1969年)以及另外15名工作人员加入。
他们作品的特别之处来自于单一的想法和有时候非常强烈的设计手段,对此张轲言语中有很强的自信,他毫不讳言他们在中国目前建筑实践中的立场,他认为标准营造无疑是新一代的,这是一个不再逡巡于中、西方建筑异同的一代,不需要借助于对中国传统建筑的现代诠释来应对外界影响的一代。年轻一代建筑师同时把中国和西方作为他们灵感的重要源泉,更加自然地把两种元素融会贯通。这是他们借以区别于前辈建筑师,特别是商业建筑师所采用的方法。“我们这一带建筑师普遍的特点是不再关注某种风格”,张轲说,“我们不再对折中东方、西方感兴趣;我们不再对向国外贩卖中国传统建筑感兴趣;我们更不会再拷贝西方建筑,我们不再对追随或者效仿名家感兴趣,我们甚至不再有兴趣定义某种中国的新建筑。对我们来说,西方建筑和中国建筑的框架早已经被破除。我们追求自己独立的全球视野。”
重要的是,他言语之间传达出对所有身份问题的超越,和对建筑实质上创新的追求。要实现这个目标,意味着营造出更加足以应对当今建筑实践的思想空间(intellectual space)。事实上,一般西方人和为数众多的中国建筑师所关注的中国建筑界的问题,并不是张轲所关心的。标准营造从来都不否认现存的大量问题,却完全不关心那些不确定和不利的因素,他们积极地利用当前建筑实践中的高度自由。例如,尽管选择业主时很挑剔,标准营造却从不把缺乏经验的开发商(有些就是他们的同龄人)当成是一种阻碍。张轲说:“中国有着对未知事物的极强求知欲。大多数业主想要得到超出他们想象的设计,什么事都有可能发生。我们并不认为自己可能改变开发商的意图,所以我们特别小心地选择我们的客户。” 他们看重的是共同的立足点和相近的兴趣,如果找不到这样的兴趣基础就绝不参与这个竞赛或谢绝承接这个项目。他们平均每个月要推掉4到5个项目。
标准营造的建筑师把自己看作是新一代,他们甚至用“挑衅的”来描述自己的作品,这初看起来非常出人意料。其实,他们的大多数建成作品(目前为止有12项)都很不张扬,精确设计的结构很好地融入周围环境中。设计的激进性表现在抵制流行的装饰构件的堆砌、有时强烈的色彩和风格的多元化。由于理性地选择建筑语汇,他们的作品留给人们多种解读的空间。张轲解释说,在项目进行之初提出问题而不给这些问题寻找确定的答案使他们能够“给重新诠释建筑预留空间,并且鼓励人们提出新的问题”。他们的设计是概念构思的产物而非只为了形式,这在当代中国是很少见的。以国家来区分建筑风格在过去二十年的中国非常流行:意大利式、德国式、西班牙式、瑞典式、美国式、荷兰式、现在甚至还有中国式。同样流行的是以形式为主导建筑设计方法,业主只有看到眩目的渲染图,才能建立对项目价值的足够信心。标准营造的设计理念在中国还很不普遍,在这里关于建筑的一切都必须快速、廉价和简单。标准营造的建筑师们,事实上,还是一些非常关注历史文脉、现存城市规划结构、建造的创造性以及材料试验性的建筑师。他们的办公室位于一座五十年代的厂房里,办公室的改造设计,体现了他们尊重历史、强调材料的真实性、有保留地使用新设计元素并且谨慎地将这些元素整合到现存环境中。他们把拆除了厂房的一切多余构件,暴露出屋顶木结构,并把原有砖墙外表面的抹灰剥掉。他们完整保留了混凝土地面,将精心设计的钢板框的窗子和一个新的入口区域小心地契合进原有建筑中。
标准营造有几件作品非常注重细节,让人难以置信张轲所声称的他们有时也做“快速、廉价和简单”的项目,虽然据他说这是为了满足市场的需要。理论上讲,毫无疑问标准营造能够轻而易举地把自觉的职业诉求同快速、廉价和简单的设计过程联系在一起,进而改变中国建筑现状。事实上,他们确实面临着可行性的困难。例如,武汉华润中法艺术中心(2004-2005)的施工就不符合标准施工做法。因此标准营造不得不付出巨大努力让业主和工程师能够批准一座升起的混凝土天桥设计,天桥长80米,高5.5米,四面围合,用以连接艺术中心的两个体量。现在标准营造的办公室兀立着一个32米长的雕塑般的作品,把空间一分为二。这就是建筑师们为了证明空中连廊可实施性所作的实验模型(比例1:2.5),最终方案得以顺利通过。
就建筑面积而论,他们的建成项目都小于7000平方米,这以中国标准来说非常之小。因此,这样的项目的结构可实施性,当然与CCTV的结构可实施性的讨论毫无共性,但是标准营造的工作过程却令它们从那些既没有显赫地位、也并不位于沿海大城市的项目中脱颖而出。
一个更有争议性的建成项目是北京东便门明代城墙遗址公园(2001-2003)。这是标准营造的一个早期项目,设计显示出极度的克制。这个由市政府组织的公园竞赛由于地段丰厚的历史文化内涵而变得很具争议性,地段包括东便门城楼和一段明代城墙遗址。1.5公里长的狭长公园正界于老城和都市之间。市政府要求在此建成一座文化景观公园。标准营造采用最小化介入的设计,展露历史遗迹,增设允许多项活动的基本设施。在竞赛中与众不同的是,这个项目并没有“表演性”地复制一部分城墙,以便平整剥落的墙面或者加建永久构筑物让公园看上去更美。设计的目的自始至终就是营造一个融入城市肌理的人人可达的公共空间。是什么让政府官员最终放弃了常见的对炫目设计的痴迷而选择了这个朴素的方案?张轲回答:“这是一个文化上很重要而经济上并不重要的竞赛,由于基地处于重要的城市节点,屈指可数的城墙遗址是非常敏感的文化象征,因此政府很慎重地选择竞赛评委,评委包括建筑研究院的资深院士和从事历史遗迹保护的专家。这样级别的评委是罕见的。讽刺的是,我们的方案是最保守的、唯一没有在城墙上附加任何形式的方案。评委自然而然选中了我们。”
另一个明显试图将建筑融入环境的项目是阳朔店面(2003-2005)。这个商住两用的项目显示了标准营造对于城镇规划传统、当地材料和建造技术的慎重考虑。建筑师并没有试图发展出一个现代中国建筑,而着力于将建筑契合进城市环境中。他们花费巨大精力研究四种当地材料的潜力:蓝绿色阳朔石材、灰瓦、松木板以及毛竹片。在中央大厅,他们对于材料研究的偏好体现得淋漓尽致。竹幕作为第二表皮,竹片与外墙成直角并相互成一定距离放置,竹节长度不一使得立面具有精彩的视觉效果。
武夷小学讲堂(2002-2003)与上述三个项目大不相同。与其让房子融入环境,建筑师尽其所能令建筑突出于环境。建筑耀眼的红色和富有表现力的外形为色彩极其平淡的周边社区增添了特殊的活力,这是一个最直接意义上的“激进”设计。建筑容纳了一个520座的讲堂,功能极其简单。然而建筑的颜色和屋顶的形式,却提出了一系列的问题。有意思的是,标准营造的建筑师即使在一遍又一遍的提问下也不肯去直接讨论这一屋顶形状所代表的涵义。很明显,他们在坚定不移地积累着自己有可读特征的作品,完成这些作品令他们废寝忘食。尽管讲堂看上去是他们作品的特例,但值得一提的是在这里,建筑师创造了供人们琢磨和反思的空间――这样的思想空间正是目前中国建筑业火爆的年代所极度缺少的。
(注: 本文的英文版同时发表于荷兰MARK Magazine #6, 2007年3月刊)
作者:琳达•弗拉森罗德(Linda Vlassenrood), NAI荷兰建筑师协会策展人, 策划2006年鹿特丹《中国当代》展。 译者:冯恪如,Domus杂志,责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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