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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甘阳:穿透中国灵魂看西方精神——（到底该怎么看我们自己？） |
dynam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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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5-09-13 17:17 
      朱学勤精彩演讲：文化与制度变革的关系(ZT) 我今天讲的题目就是两个文化革命之间的关系。第一个文化革命就是不打引号的文化革命，这个文化革命是从二十世纪初梁启超、胡适到鲁迅“新文化运动”一直到“五四”，在一、二十年代里结派而成的文化革命的理想；第二个文化革命就是打引号的“文化革命”，恰恰是我们最熟悉的那个“文化革命”，所谓1966年开始1976年结束的这个“文化革命”。 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的就是中国对后一个“文化革命”的否定，无非就是两个层面：一个是政治上的层面，有那个历史决议；还有一个就是知识界普遍的否定。知识界普遍的否定呢我觉得是必要的，甚至于到目前为止还是远远不够的，但是这个知识界的否定局限在后一个“文化革命”的本身，而没有打开这个“文化革命”的历史纵深，就是这个打引号的“文化革命”和知识界，二十世纪以来世世代代追求的那个文化革命的理想有没有内在的联系。 我们首先看在1640年以后的世界近代历史上有两种类型的革命，一种类型的革命就是英美革命，我们可以称它是小革命的模式。为什么说小革命呢？英国呢有政治革命，杀了一个国王，再迎回一个国王，这个国王复辟再把它赶走，把这个国王的女婿和他的女儿请回来，这就长达四十八年的英国革命的这个内容，最后终结在1688年的“光荣革命”，就是光荣妥协了。它是革命，杀了国王，触动了当时的政治制度，甚至于触动了当时的经济领域里面的财产关系，但是在1688年以后，马上就是用国家立法的形式确定下来，无论是国王还是政府乃至革命以后成立的新政府，他们的手不能够摸向臣民的信仰领域，就政府权利是不可以进入文化领域的。在1688年“光荣革命”以后的第二年，用立法的形式通过了一个《容忍法》，就是国王要容忍自己治下臣民保持与他不同的宗教信仰。在十七世纪的时候，人们的精神生活大部分都是什么？宗教生活的时候允许不同的宗教信仰，实际上就允许不同的精神选择。所以1688年以后，经过这场革命，他们马上制止革命的野马撞倒拦绳，撞倒栅栏冲向文化领域。就是革命迫不得已在政治领域发生，波及到社会领域，但是不能进入到第三阶段——文化领域。 美国革命也是这个样子。美国革命最意味深长的是什么？它不是在思想领域里发生，它不是在社会财产关系领域里发生，它仅仅是一场政治上的变动。政治上的变动非常深刻，以至于在那个时候出现的人类近代历史上第一个共和国，第一个以成文宪法建立的宪政秩序。但是美国革命在1787年宪法以后的第一个宪法修正案就规定：议会无权制定干预公民精神信仰的法律。美国革命几乎是0.5场的革命，它比英国革命来说只有政治革命，它连社会革命都没有，更无须谈文化革命。英美的革命内在有不同的地方，但如果找他们共同的特征就是：只能有政治革命不能有文化革命，而且是以立法的形式肯定下来，文化不能碰。 法国革命就不一样了。法国革命有三阶段：1789年到1790年第一阶段，所谓大资产阶级执掌革命领导权的阶段，充满妥协，不彻底；第二阶段，比如说吉仑特派这个阶段，也是不彻底，也是妥协；最彻底最富有革命的不妥协精神的是1793年执政的雅各宾专政，雅各宾专政到1794年嘎然结束，整整一年。这一年雅各宾党人称自己比前两个阶段激进、彻底的地方在哪里呢？就在于他把革命的手伸向了人们的灵魂，伸向了人们的精神王国，所以雅各宾党人称自己执政的这个阶段叫共和二年的文化革命。 你看在中国人搞“文化革命”前的二百多年，法国人已经搞过文化革命了。甚至于有些文化革命的性质和我们1966年“文化革命”的这个性质非常接近，比如说要强迫人民改变宗教信仰，革命所到之处老百姓开始改自己的名字。我们这个“文化革命”的时候大家改名字，张为东、李为青、毛为彪，他们那边也改成革命性的名字。路名改了，比如说东郊民巷要改成反帝路啊，反修路啊，他们也改路名，改地名啊。扑克牌上的四个老人头，我们“文化革命”的时候也改啊，改成革命的符号。二百年前法国人就做过，也改过。那么法国人那个时候认为自己为什么是大革命不是小革命？大就大在它把革命从政治进入到社会，从社会引进到文化。他们认为没有社会革命无以保障政治革命的胜利成果，没有文化领域里的灵魂革命无以保障社会领域里面取得的成果，这是法国革命。 俄国革命也是。俄国革命我们现在只记得的是打东宫政治领域，实际上，俄国人到后来搞得天翻地覆，也就是文化革命。那么这场“文化革命”留在我们政治文化里面的一个残余的符号，我们今天学校里面的老师们习焉不察还是用的，我认为这个符号是最反动的一个符号，就是天天年年都要说的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我认为没有一个职业是可以做人类灵魂的工程师的，除了中世纪的教士，把中世纪色彩如此浓厚的一个口号延伸到俄国革命来，这本身就证明俄国革命误入歧途了。 那么这两场革命它们根本的区别在什么地方呢？这两类型的革命，前一个英美类型的革命，是走出中世纪的革命。走出中世纪的革命要求的是政教分离，政治归政治，文化归文化，政教分离，这个是中世纪和现代两个社会发展阶段根本的差别之一。那么法国革命、俄国革命以及我后面讲到的中国革命，它的误区在哪里呢？它是以与传统决裂的形式，最大规模的复制，它要为之决裂的那个传统当中最不好的部分。最不好的部分是什么？政教合一。以革命的手段、现代化的面貌来恢复中世纪的政教合一，这就是法国革命、俄国革命乃至我们中国从“五四”以后，几代知识分子梦寐以求的文化革命理想的核心。 现在回过头来看中国。我认为中国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898年“戊戌变法”这个将近六十年的时间里面，中国的知识分子是以英美为师，逐渐地从我们“器艺不如人、船坚炮利不如人”认识到所有的差别的关键是制度的差别，这样才有“戊戌变法”这样一个惊天动地的事情出来。那么“戊戌变法”变的什么？就直指制度本身了。这场变法的失败并不说明此前追求方向的错误，我认为从1840年到1898年这个将近六十年里，知识界的追求是正确的。 那么后来是怎么走向岔路的呢？ 梁启超逃亡海外后总结“戊戌变法”的失败，他不是把这一场失败指向比如说康、梁集团政策上的、政治上的一些幼稚、操切、失误，而是大而化之这些，把它归结为是整个民族国民气质的差别。就是把一场具体的政治体制改革的失败，实际上是人谋不臧，归结为整个民族都要一起负责任的文化问题。梁启超的作品到今天我都非常欣赏，但是我最不能同意的就是这一点，他是“戊戌变法”之后，用文化原因总结一场具体的制度创新失败的第一人。 梁启超之后有胡适，他从美国留学回来，他在横滨渡船的时候看到1917年7月张勋复辟的这个消息捶胸顿足说，看来中国的根本问题不是一个制度问题，而是人的素质、文化观念问题。回来以后二十年不谈政治，只谈用文艺重新塑造国民的灵魂，这样才有“新文化运动”。 “新文化运动”当中涌现的一个闯将是鲁迅。鲁迅从日本回来，以后他一辈子信守他在“新文化运动”当中提出的信仰，他认为中国的根本问题是国民性问题，要改造国民性。围绕着改造国民性周围，逐渐地形成了一些左翼的青年，一辈子都信仰鲁迅提出来的这样一个信条：中国的问题不是制度问题而是文化问题，文化问题关键就是在老百姓的国民性格。 所以，从“新文化运动”到“五四”运动，“五四”运动是一个急剧的转向。它转向转在哪里呢？结束了此前八十年中国知识分子以英美为师的这种制度选择，转向以俄为师的文化改造。这个文化改造呼唤了一代又一代的知识分子，无论是“一二九”一代，还是此后内战时期参加革命的这一代，乃至于1949年以后、五十年代参加革命的这一代。这些知识青年当中的非常优秀的成员之所以参加革命，之所以拥护革命，关键的一条就是这场革命有改造文化，改造灵魂的这样的一种魅人的美学光芒。 这样一来，到了1966年毛泽东悍然发动“文革”，除了当时具体的政治原因，他认为大权旁落，要把落到刘、邓手里的政治权力拿回来之外。这当然是应该否定的，除此之外你不能否定的就是，毛泽东实际上他内心深处一直有一个长达六十多年的文化理想在发酵。毛泽东是“五四青年”啊，他在“五四”时期饱吸着从胡适到鲁迅这些文化大师灌输给他们的这样一个观念——一个国家的兴盛不在于制度，而在于国民的文化、国民的性格，即所谓的国民性。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说，我认为毛泽东并不是因为背叛了“五四”的理想才发动了“文革”，恰恰是他太忠诚“五四”的文化理想才发动了“文革”。现在我们知识界来否定“文革”是有必要的，但是却在否定当中切断毛泽东的这个思想脉络，我认为这个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而且是妨碍了我们对“文化革命”这场惨祸的历史深思的。 你们想想，毛泽东总结自己一生，他居然就把发动“文革”这一件事情和打倒蒋介石这件千难万难的事情并举，而且他明白打倒蒋介石这件事情是拥护的人多反对的人少，而后面的这件事恰好相反，拥护的人少反对的人多。他为什么这样念兹在兹，看中自己的“文革”呢？他认为这才是他一生追求的最终理想。跟着我爬雪山过草地的这些老干部们，你们只有政治目标，你们要夺江山打天下，你们不知道我带你们爬雪山走草地之前“五四”时代已经形成的文化理想。过了这个雪山，爬了这个草地，得了这个天下干什么，要在六亿中国人的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用我的政治权力来发动“文化革命”，要彻底改造中国的文化面貌。 所以我认为，今天知识界否定“文革”还没有到位。没有到位到什么地方？就是没有把毛泽东发动“文革”的有历史深度的动机挖掘出来。你只有挖到这一步才能够有效避免在二十一世纪中国避免这样的惨祸再次发生。所以我的看法跟知识界的大部分人看法不一样，我认为中国的打引号的“文化革命”之所以发生，不是毛泽东一个人的罪孽，也不是一个加四个所谓加“四人帮”的罪孽，不是一场政治阴谋的罪孽，它由来有自，它至少可以追溯到“五四”此后几代左翼知识分子的文化理想。这几代人都是不满足于政治革命，要把政治革命这个滔天的洪水越过文化精神信仰的栅栏，引到文化领域这个里面来。胡适也罢，鲁迅也罢，茅盾也罢，郭沫若也罢，巴金也罢，你去看看我们大学中文系的现当代文学的教科书里面，你们找到的这几代左翼知识分子的理想核心什么，都是在追求那个文化理想，都是在追求在中国的土地上要引爆文化革命啊。 等到1966年“文化革命”来了，这才惊呼你不仅仅是触及我的皮肉，还要触及我的灵魂，这是人类历史上最野蛮的大革文化命。这话错了没有？没错，是这样。对了没有，也没对，就是今天触及你们灵魂触及你们皮肉的这场革命，恰恰是你们几代人不断呼唤的结果。后一场打引号的“文化革命”和前面的这个文化革命的联系，对知识分子命运的关系是什么呢？是“木匠造枷夹自家”。只是这个木枷，几代人你一锤我一炼的把它锻造成功，最后套上脖子，啪嗒一声锁扣上时候你喊了起来了，不对，毛泽东你搞错了。殊不知毛泽东是饱读你们的文学作品、你们的文化理想才走到这一步的。所以毛泽东到晚年他感到内心孤独，感到不被人理解，我觉得都是正常的。 到1978年“文革”终于在政治上结束了，结束以后我们知识界出现的是什么呢？“文革”结束了，文化热大讨论开始了。你看“文化革命”、文化讨论，这个命题所向也是在说，中华民族之所以落后，有可能被开除球籍，千错万错，错在我们是黄河文明；我们错在此前有个孔子，有个孟子，孔子、孟子创造了儒家文化，文化束缚了我们。我想文化热的讨论是在“文革”结束的背景底下展开的，但是文化热讨论的这个逻辑指向和“文革”的指向在否定之中有肯定。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化热的讨论是以否定“文革”的方式延续了“文革”的一个精神内核：文化决定论。文化决定论从“五四”走到“文革”，政治上破产了，“文革”结束以后知识界又有一场几乎延续十年的文化热大讨论，这个文化热大讨论实际上是以否定的方式继续延续那个文化决定论，模糊人们对制度创新、制度选择的认识。 我想当初推出文化热讨论的时候，始作俑者是明白的。因为当时刚刚结束“文革”，整个形势还不如现在宽松，现在我们已经把制度创新、政治文明写进党的决议，甚至于政治文明已经写进我们的宪法了。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时候，这个问题是一个忌讳，所以文化热讨论的少部分始作俑者心里是明白的，没办法正面讨论制度选择，只能抚其后背，讨论制度和文化之间的软联系。那悲剧就在那里，始作俑者是一个话语策略，跟进的人不明白，慢慢慢慢地就弄假成真，真的认为可以讨论的是惟一正确的内容，真的认为我们民族的落后、现代化的障碍是要由孔子、孟子、儒家文化负责。这个文化讨论就滑稽了，走到后来就出现了一场“荆柯刺秦王”，不是刺秦王，而是荆柯刺孔孟的闹剧。没有勇气刺秦王，而有勇气刺孔孟，其孔孟于九泉之下他也要大呼冤枉的。三千年前的两个思想家，怎么能够为三千年以后的不孝子孙落后于世界来负责任呢？这当中有多少次制度选择的三岔路口你们走错了路？ 无独有偶，当国内有一部分朋友迷恋文化决定论的时候，海外新儒家这个时候他们学术也进来，只是他们把这次文化决定论的几个论证的方向和国内的文化决定论调了个。国内的文化决定论是认为中国要现代化吗？中国要现代化就必须彻底地否定自己的文化传统，只有否定传统的文化，才能够在文化的废墟上建立我们的现代化。那么海外新儒家呢是倒过来说，你们要建设现代化吗？这个现代化只能够从儒家的文化典籍里面从内向外开“内圣开外王”，从文化里面开出一个现代化。所以两边是以相反的论证，论证同一个谬论。同一个谬论是什么？文化是决定一个民族现代化成败的关键，所以两边吵得一塌糊涂。他们共享的逻辑前提确是一致的，同一个文化决定论。而这个文化决定论从“五四”到“文革”已经在中国大地上展示过它的逻辑后果，只是不明白。“文革”否定了，“文革”的灵魂在文化热讨论当中延续下来，文化热结束了，但是文化热还可以在海外新儒家否定中国文化热的这个方向当中，继续延续下来。所以走到今天我始终认为，妨碍中国认识现代化症结所在的人，不是农民，不是工人，不是商人，农民、工人、商人是有具体的利益选择的。因不同的利益选择，而结出的结结实实的制度性障碍。 最近北京大学全国人大研究中心主任蔡定剑有一个报告，他到农村去做了一个报告，发在南方周末整版上。他的这个报告告诉大家什么了呢？就是农民是否有民主的热情不取决于他们的文化程度，不取决于他们是阿Q还是赵老太爷，而是取决于他们的利益觉醒。阿Q自己明白，他最要命的那一亩三分地不能被人无情地、无偿地圈占，他就自然而然地产生民主要求；用不着去读鲁迅改造国民性写下的这个《阿Q正传》，他自然就会成为一个参政民主的积极分子。那么蔡定剑的这个报告就非常重要，他用非常实证的社会调查，实际上是否定了几代知识分子共享的文化决定论。工人也是如此，商人就更不用谈了对不对？真正让知识分子自己糊涂起来的，就是他天天在书斋里打交道的这个观念呀、精神呀、符号呀、文化呀，他把自己书桌上的这一摊看成是决定自己所参与其中的中华民族现代化的一个决定性的前提了。历史不是这样展开的，历史是在知识分子观念视野的背后展开的。 我有限的几次出国的经历也告诉我，一个国家的现代化，它的文化传统、它的经济模式的选择、它的政治制度模式的选择，这三者是可以有相对的独立性，并行不悖的。也就是说，当一个国家，它的文化并不发生翻天覆地的革命的时候，或者一个地区并不发生象文化革命长达六十几年的这种动荡的时候，旧有的传统文化跟最新的这种宪政民主，他们之间是可以并行不悖，可以嫁接在一起。 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我说上帝就是无心让中国人在一百年里面饱尝世界上其他任何民族没有受过的这些苦难。但是第二句话就是上帝也有眼哪，它在同一块文化土壤上放了三个制度模式，让中国人哪一天明白过来看一看，文化是不是决定的。第一个模块在中国大陆，经历过从“五四”以来几次文化革命，传统文化破坏得差不多了，你看看它的制度选择，你看看它的宪政民主，你看看它的政治文明程度，是不是就是传统文化破坏得越厉害，宪政民主就越扎实，政治文明就是越进步呢？我们看到的不是这个样子。 我们看香港，香港没有发生过文化革命，香港没有政治民主，在英国人的殖民统治底下，但是它有自由经济，它有传统文化。我到香港去几次我发现，香港市民文化上的传统色彩远远超过我们内地老百姓，但是香港在1949年到1997年这个期间取得的经济成就和社会文明是让我们中国人自叹不如的。正是因为有香港走到我们前面这个刺激，所以邓*小*平*第一次所谓到中国的南部圈一个圈，设一个特区，一定要设在香港的对面——深圳。这是他的一个原因所在。 看台湾，我1997年到台湾去，我举一个例子。我有一个亲戚多少年不来往了，听说我到中央研究院访问，他们开着车接我回去。回去到他家，就是一家老小三代吃一个团圆饭，大陆来人了嘛，四十年不来往，我们家从大陆这边来一个学者他们很高兴，吃饭。吃饭以前是政治生活，什么政治生活呢，看电视啊。那时候就是台湾的几个党派候选人刚刚发表过竞选演说，然后就是老百姓做自己的政治参与的选择，四个中年人，三男一女，四个不同的投票方向。而且在吃饭以前，当着我一个大陆来的亲人的面吵、骂，骂得不堪入耳，跟我熟悉的“文革”当中一家分成几派，夫妻吃不成一桌饭一模一样。那个骂你那个*李*登*辉是个什么东西，那边骂你那个*陈*水*扁是个流氓，第三个又骂谁谁谁谁。我想这顿饭我还吃得下去吃不下去啊？你们因为引进西方的民主，一家兄弟亲情伦理关系全破坏了，哎！ 饭做好了，老太太说上桌吧。一上桌完全是中国传统的东西，老大坐当中，右手是大陆来的客人，这边是老大，这边是老二、老三、老四，长幼有序。酒杯一端必须先敬老太，第二杯敬大陆来的亲人，其乐融融。半个小时以前是西式民主，半个小时以后是中国传统。那次我感触良深，就这一桌饭使我看到了传统文化跟西式民主之间它是不必破坏，也不必往外面开，它自然而然就可以发生一个嫁接作用了。我想那桌饭一个小时，前半小时加后半小时，胜过我在大陆读十年书，十年文化讨论的书。所以我今天讲到现在，千言万语只是想告诉大家一个常识性的道理，这常识性的道理是什么呢？“文化是重要的，文化不是决定性的，决定性的是制度选择。” 我先讲到这里为止，接下来欢迎你们提出各种各样的意见乃至尖锐的反驳，我们在讨论当再展开这个话题的纵深好不好。 主持人：刚才朱教授的这个精彩演讲啊，我想大家可能都听得已经入了迷了，那么现在是进入讨论阶段。下面我想请这个，把话题交给现场的观众。 提问：感谢朱教授给我们做了这么一个精彩的演讲。我的问题是，听了朱教授的讲座之后，对于制度的选择，到底是由少数人的选择还是我们大多数人的决定产生的？这样一个制度的变迁，在社会的进程中，是少数的精英还是广大的人民群众才是社会进程的主导推动者？我的问题完了，谢谢朱教授。 朱学勤：他提了一个非常尖锐的问题，这个问题我在其他学校讲演的时候也多次遭遇。在这个问题上，我的思考是这样：我想一个制度的方向正确与否确实是和千百万人的利益推动息息相关，在这一意义上说，一个正确的制度它首先确实来自于什么？千百万人的利益觉醒和利益推动。但是它们之间又不是简单的一个逻辑锁定的关系，在这两者之间有一个中间层面，就是有权力参与制度选择驳议的那些政治家，他们是有可能既阻拦一个民族大多数人的利益趋势所要求的那个方向，也可能把这个方向强行拨向和千百万人的利益正好反对的那个方向。这个时候政治家的责任，成与败的责任，几乎是一个重大问题。我们看到凡是制度选择正确的地区、民族、国家，那么政治家的选择基本上跟底下这个东西是一个正相关关系。所以这样的一种制度选择，一旦选择了以后，它就源源不断地得到来自于千百万民众的支持更新。而另外一个方向上的选择，我们也是经常看见，时时常常在世界历史上出现的，每当出现这种选择的时候，它就把一时的成功归结为少数人的英明，把长久的失败归咎于多数人的愚昧。 我想你们是能够在我们的历史教科书里面，不费劲就能看到这样两种不同的说法同时存在的。所以我在这里想讲的就是：民众、少数政治精英和制度选择这三个层面之间，在中间这个层面是会发生种种让人意外的变化的，当发生意外的变化的时候，选正确了你也应该承认这就是少数人的英明，选错了你也就应当承担少数人的错。比如说1787年美国宪法的制定，就是那五十五个人在一个叫费城独立厅的地方关起窗帘秘密讨论了三个多月，如果这次宪政选择是错误的，没有理由归结为当时二百万美国人民，就是你五十五个人的错误。你今天正确了，事后宪法草案出来，经过十三州公民的投票同意，投到第九州就成功了，成功了到现在人们还是铭记着那五十五个开国英雄的功劳，历史就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不反对一个正确的制度选择和千百万人们利益之间的正相关，我反对的是“做对了说自己的英明，做错了是多数人的愚昧”这样的一种教科书的解释。 主持人：在这点上我可以插一句，因为使我想起萨特说起的一句话，萨特经常讨论欧洲知识分子对历史的责任问题，所以萨特有一句话说得是很极端的，作为知识分子，应该对过去历史上发生的一切不可挽回的事情负全部责任。 朱学勤：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非常感谢你的这一段插话，我作为中华民族知识界的一员，我觉得应该和整个知识界为二十世纪中国的苦难历史承担自己应有的责任，而不是仅仅局限在控诉、咒骂。我是受害者，不，在你被受害以前，你的理想、你的追求是参与了导致迫害你的这一场人间地狱的制作的。你的文化革命（不打引号）的理想，是参与了打引号的“文化革命”这个洪流的来临的。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说，我一直反对过去的那个历史学界的讨论，到底是奴隶创造历史，还是英雄创造历史。我认为是奴隶和英雄同时创造历史，是英雄的责任不要推到奴隶头上去。我不知道说清楚没有？ 提问：谢谢朱老师，你的讲话给我们带来一种很不同的观点。你说“五四”之后有个文化决定论，就是要改造人的思想，然后朱老师提到从法国起源，然后俄国中转，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有另外一个原因，是不是因为太小了而朱老师没提到，中国本身历史上的原因。比如说汉武帝时候的那种独尊儒术，其实已经开始对国民精神方面开始控制了，然后一直到很久。不知道什么原因朱老师没有提到，我想问一下。 第二个问题也说“五四”，我理解“五四”最核心的精神就是民主与科学，然后一直以来我也觉得它是对思想一种解放，它引入了一些东西，它是对思想解放而不是一种思想控制。这两点不是很了解，也希望朱老师给我们一个回答。谢谢。 朱学勤：我尽量简短地来回答这两个非常深刻的问题。 主持人：有可能造成对你讲演的误解的问题。 朱学勤：没有，汉武帝罢黜百家我为什么没有提，因为历史学界有不同的看法。除了从中学教科书一直到大学教科书的说法之外，还有另外一个说法，这个说法认为董仲舒抒提出罢黜百家，就是独尊儒术，不是来压制民生、压制民权，更多的是用来限制君权、限制汉武帝。 主持人：恐吓皇帝。 朱学勤：恐吓皇帝，吓唬他。这个问题我们就简单地回答到这里，你可以找到那些资料。第二个呢，你说“五四”是鼓吹个性解放、思想解放的，不错，完全对，正是这样。但是我想说的是什么呢？法国、俄国式的思想解放恰恰就是什么？观念的个性解放，而不是什么利益诉求加法制规范。英美这边你去看，在它们早期革命的时候，并不是奔腾的个性解放，而是什么？具体的利益诉求、追究，就是制度选择的保护。这个差别很大。你去看我们的“五四”型的思想家，大部分都是因为反对旧式婚姻、追究个性解放、然后投身新文化运动的洪流，他们的民主更多的是什么？个性解放的民主。个性解放的民主下一步就是鲁迅已经说的“我骨子里，我想深处是个人的无治主义”，无治主义在“五四”时期就是安那基主义，安那基主义就是无政府主义。从个性解放无政府主义，到不需要现代社会的法制束缚，这样的一种无法无天，你说毛泽东的青年性格，一直到他“文革”发动，就是所谓“我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的那种做法，这个之间是能够找到“五四”型思想解放的偏颇以及后果的。 主持人：我做过一个材料统计，就是“五四”的思潮中，引进的西方各种思潮中间，其实是以非理性思潮为主，而不是英国传统的理性思潮为主，这是第一。第二个的呢，就是“五四”时期大部分的青年知识分子信奉的是无政府主义。 朱学勤：没有无政府主义的铺垫，他不会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毛泽东那句话没说错，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这句话之前还应该说，在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以前，中国的“五四”型、“新文化运动”型知识分子，大部分都已经在信奉无政府主义，无政府主义是让他们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走廊。而英美这边你看一看，无论革命前的所谓思想家还是革命当中的领袖人物，根本没有提出过无政府主义，如果有基本上就不是主流。无法设想无政府主义底下的一个乌托邦社会是个什么社会，无政府主义从来没有成为英美知识界、知识生活的一个主要市场，而恰恰是这个东西成为了我们“五四”型解放思潮的一个主干，这是需要我们反思的东西。所以我认为把毛泽东发动“文革”理解为跟“五四”的正相关关系，能够比目前知识界流行的把它想象成一个负相关关系，能打开更多的精神视野和历史纵深，能够促使我们思索得更多更久远。 主持人：非常感谢朱学勤教授今天的精彩演讲和在座的中国农业大学的学生，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欢迎下周同一时间收看大红鹰•世纪大讲堂，再见。 制度是骨架，文化是血肉，都重要，但制度是纲，纲举目张。当然，这里制度必须是有效的制度，而不仅仅只是纸面的摆设。正如朱教授所说的，这常识性的道理是什么呢？“文化是重要的，文化不是决定性的，决定性的是制度选择。” 至于制度变革，（在一个相对公平公正的平台上）由全体民众利益推动的制度演进才是更有效的；相反，由文化意识形态推动的制度变革很可能使大多数人遭殃，如朱教授这里之诸多列举。 因此，我觉得，一些中国知识分子如果有所谓的“启蒙大众”的“情结”，与其搞什么“文化启蒙”（虽然这也重要，但谁能保证你给出的东西没有“毒副作用”？！），不如简单而清晰地告诉民众——你都应该有些什么权利，你要想获得更多的权利以至更高的福利水平都有哪些选择。在这方面，知识分子的更多责任是协助民众自己去谋幸福，而不是主要由精英代替民众为民众谋幸福。 重要的是，谁敢保证为别人强制性谋取的“自以为好的东西”对别人而言真是他所需要的“好东西”；另一方面，全体民众追求自身利益的动力体现在总体上的推进力量，有精英们难以想象也难以企及的巨大。
dynamic edited on 2005-09-13 1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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