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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失重的实验建筑 |
urbanflu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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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04-12 15:31 
      Weightless Experimental Architecture 王辉 Wang Hui 题解：在一个没有重力的时空，所有的分量都被轻易地举起。当你回眸自己曾为沉重所付 出的代价时，是解脱还是失落呢？ 史建断言中国实验建筑终结于某年某月某一天，还好歹认可了实验建筑曾经的存在；朱涛 的不能“摆了一个实验的pose……就自动有实验建筑的质量和意义”的大白话，则连这点可怜 的历史也不给了。好在二位又都破中有立。史建提出更有包容性和现实性的“当代建筑”概 念，朱涛提倡能经得起批评的有深度的建筑。读了之后，颇认同实验结束或实验不存在的 提法。用笔谈的形式让自己信马由缰地循着二位的观点发发刍议，破一下从业者述而不作 的规矩，不亦乐乎？ 我思考这个问题的出发点是听说过、没见过的席殊书屋，这是张永和用磨砂玻璃、钢骨架 和自行车部件设计的一个小小的装修项目。今天，有无数个设计的酷劲儿都超过了它，让 它只能是个平常建筑，而不是非常建筑。但如果认可史建的史观的话，席殊书屋可以被认 为是个实验建筑，而时下许多貌似很实验的建筑并不具有席殊书屋实验性。之所以如此， 首先是因为实验是相对于其所处环境的对手而言的。对手越强大，实验性也越大。 当年张永和所面临的是用四十余年时间积累起来的本土设计院体系和教学体系—— 一个基 于中国基本现实条件的务实体系。它的逻辑是建立在社会物质短缺的前提条件之上。这个 体系今天依然很健在，以至不少人一论建筑，就先要引入到适用、经济、美观三要素的语 境中。在当时大学生一开始工作就是社会急需人才、不会失业发呆的前提下，少有人会去 思考材料性（磨砂玻璃）、建构性（钢骨架）、文学性（自行车部件）这些奢侈但也很根 本的命题。而这些命题被点破后，引来看官痛哭涕零的现象，朱涛也应能理解。在这种语 境下，张永和用建在过街楼门洞里不足四两的席殊书屋，抛出了一种另类的知识体系和价 值体系，足以和有千斤之重的设计院体系作对。 这种对立是真诚的。上世纪90年代末，我在纽约第一次见到来办展览的张永和，最新鲜的 感觉是洋溢在他个人和作品之中的激情。这些激情是被时弊激出来的。张永和展示了一个 作品：上下颠倒的办公室（估计也不存在了）。这显示出他对日常生活的一种质疑，以及 要颠覆日常惯性的勇气。这种激情的价值来自于对手的分量，对手重力越大，对他的抗力 就越强。如果把对手比喻为一个引力场，作品的分量是由这个场的G（重力加速度）决定 的。90年代，虽然已然开放了十余年，但引进的基本上是西方的务实知识，例如西方商业 性的设计，并同化到中国的实用主义之中。张永和所代表的另一种西方知识，就显得很有 分量。从唯物史观上讲，这种对抗中的创作至少是有实验性的。同样一个设计，放到不同 的引力场中去，重量自然不一样，总是相对于条件而言的实验建筑尤其如此。 中国进入新世纪后，社会条件变了。和谐社会、节能减排、可持续发展等等来自左派知识 分子的声音成了国策，知识分子反成了被充电的对象。昔日比较封闭的设计院体系和教学 体系摇身一变，成为全球化的拥抱者和被拥抱者。对手一下子没有了，甚至成了己方，G 缩水了，引力场消失了。假如席殊书屋依然存在，它可能无异于边上的一个发廊，或者酒 吧，甚至更令人惊艳的时尚场所。在新的引力场中，不但批判性消失殆尽，连审美都疲劳 了。 作为隔岸观火的朱涛，自可以腰不疼地问批判性和实验性表现在哪里了，因为他所在的彼 岸的G和此岸的不一样。这里是沉甸甸的，到那里是失重的。理解了这一点，不被朱涛认 可也没什么委屈的了。由于建筑设计任务源自于实际的、个案的需要，建筑首先是关于地 域性问题的命题，这使得中国当代实验建筑要跃出的首道门槛是有中国特色的现实问题。 这道门槛说低也低，犯不着用实验性的创举去超越，过分的追求反而会失去了业主；这道 门槛说高也高，总是要人盘缠于没有学术价值的无聊之事上，不是有追求的人能轻易迈得 过的，迈过去后也已然精疲力竭。不单是建筑师把目标锁定在对这道门槛的突破，连评判 建筑好坏都只以这道门槛为准。由此，凡是因为中国客观条件所限而做不到家的，都值得 原谅；只要是有斗争倾向的，就已然有了实验精神。实验精神和实验性的混淆，使标签代 替了实质。 这种以中国建筑生产状态的基点为参照系的评分方式，虽然使很多建筑作品都能得高分， 但通过不了火眼金睛的朱教授。从在纽约的archicomrade圈里谈建筑开始，我就了解朱涛 一直在用世界的参照系审视中国的实践，所以他称重的砝码不会是有条件的中国，而应是 无条件的中国。更何况时代也不同了。席殊书屋的时代，没有话语权的张永和巧妙地用在 设计院里够不上资格的项目来质疑整个社会的价值体系。而今，国家都搞完了CCTV和“鸟 巢”，我们再沉醉于向个别不开化的业主讲道理，这哪里是搞实验，分明是下乡传播党的 政策。 我们的眼光应当向上看了：为什么被世界上那么多敌对势力诋毁为不自由的国度，诞生了 真正世界级的实验设计师的实验作品？CCTV和“鸟巢”都发展于某年某月某一天之后，假如 它们的第一作者是中国人，史建的定论还成立吗？如果再加上朱涛的“虚无主义”的观点， 这个解读是否可以把实验建筑放到将来时的语境中，作为对当代建筑及其愤青（好在这个 职业中的皑皑白发者仍可以为青年）的企盼和要求呢？ 这个疑问可以更直白地分解为两个问题：是什么原因使中国的实验建筑稀释、蒸发、失重 了（史建的终结论）？是什么理由使中国的实验建筑至少在将来时中还存在（朱涛的语境 论）？ 第一个问题有N多回答，我可以抢先抛出两个。 第一，要区分启蒙建筑和实验建筑。实验的核心是原创的，而启蒙的使命是传播的。中国 现代建筑学的低起点虽然使得许多设计有实验的色彩，但如果这些设计在整个世界性设计 史的背景下并没有过多的原创性，它只能被定义为启蒙，即将一种被认同的先进或先锋理 念移植到建筑文化基础非常脆弱的现实。从道德意义上讲，在中国现代条件下作启蒙主义 比起实验主义更圣洁一些，至少免了朱涛的“破坏性能量”之虑。理解我们大多数人的启蒙 者使命，可能工作会做得更轻松一些、扎实一些。中国当代的实践谱系纷呈，社会的宽容 也让每一谱系都有实验的色彩。许多人被这些色彩所迷惑，过分膨胀了实验的分量，甚至 为实验而实验，从而也淡化了建筑文化对整体社会文化的启蒙力量。 第二，好奇害死猫。实验在科学领域是正统和正常的，而在当代中国建筑学领域却显得非 常诡异。对科学而言，实验是一种认真的态度；对建筑学而言，实验似乎并不是一种诚恳 的态度。这几乎是一种悖论：实验建筑师往往是执著的、严肃的和敬业的，却被大众理解 为卓尔不群、孤芳自赏、漠视业主和使用者利益的自利者。这种消极的理解使得当今没有 多少人能自豪和自信地认领实验建筑师的头衔，也鲜有愿意把自己作为实验祭品的业主。 当然，早期现代主义前卫建筑师也领教过这种状态，虽然他们幼稚，却是非常纯洁。但在 当今群雄辈出、百舸争流的时代，实验或许会被理解成一种不洁的动机。尤其是媒体的介 入，实验几乎和做秀画了等号。用朱涛的句型，媒体时代后，实验变得不洁了。举个例子 ，CCTV一遇大火，马上给落井下石的实验者找到了实验田。一位外国媒体朋友曾告诉我某 某（新星）正在重新给TVCC着装，并天真地认为这是某某给CCTV做的真项目。我当时断言 这是借题炒作。现在想来，可以把我的这种判断作为世人对建筑师很狐疑的案例来研究： 一方面，我没内线而下定论，主观上认为CCTV请人安排后事是不可能的，这种判断并没有 依据；另一方面，把人家满腔热情搞实验理解成想出名都发了疯也没依据。但抛开我是个 建筑师可能存在的同行相侵之心，作为普通人，我的判断是有效的，因为在这个媒体时代 ，你无法相信纯洁，所有的动机都有原罪，更何况某某是在媒体的聚光下呢。 建筑学实验和科学实验的本质性区别可能在于，科学要等待实验的结果，用成与不成说话 ；建筑学好像只要贴个实验标签，让媒体知道一下你做事的性质是实验而不是没想法的实 践，就足矣了。在科学，实验是名词和宾语；在建筑学，实验是形容词、副词和表语、状 语。难怪实验比较诡异。 对于第二个问题的回答可以从库哈斯的《大跃进·序言》中找到：“珠三角随着一颗彗星的 突现，以及当前‘未知之云’所产生的环绕珠三角的存在及表现的神秘外罩，都在证明存在 着平行的宇宙，这种存在完全矛盾于全球化等于全球知识的假设。” 亚洲当前的城市化和全球化，是一种可以产生新知识的新语境，因而是有条件创造一种与 既成文化平行的文化。在这个意义上，把中国理解成实验田是正确的。中国至少已经是政 治学的实验田，现在也是经济学的实验田，为什么不是科学的实验田呢？因为科学的主体 是科学家和科学机构，它的聚集地仍然是欧美，中国也许只能作为试验田，成为验证新成 果的牺牲品（例如在药学领域）。 但建筑学的条件比科学要好些，它门槛低，反而让一些在欧美无法实现的思想，在中国的 土壤上有实现的可能，我们的奥运会就充分证明了这点。最近上演的《2012》大片中，把 拯救世界的方舟制造都寄托到中国也说明了这一点。这是一种机遇。虽然遗憾的是把握住 这个机遇的基本是外国人，但至少证明了实验建筑在中国产生的可行性。换种阿Q式的说 法，先让外国人探个道，做做试验品，引来将来实验建筑在中国的语境和中国自己的试验 者。 回到史建的某年某月某一天，一个为了告别的聚会。在那个时刻，张永和也已经不是过往 的张永和。他与时俱进地放弃了实验建筑的说法。这不是对先前的否定，而是自觉地意识 到社会条件的变化。与会的新兴的一代青年建筑师本可以效法张永和的起步之旅，但都很 识时务地选择了和现实条件相结合的各种路线，即史建所谓的“当代建筑”，不再标榜实验 。这种非堂吉诃德的实用主义的选择，是建立在中国当代产生了更多更有意义的建筑命题 基础之上。这些人的智慧在于他们立足于这些现实命题，而不是游离于现实去解哥德巴赫 猜想式的题目。 在2009年4月的齐欣建筑师北京个展上，马清运提问：为什么过了这么多年，与会的还是 这些人？答案很简单，他们一开始就聪明地避开了所谓的实验之路，利用中国特殊的建设 机会和中国业主的开明，直接尝试各种已被世界语境认可的思想。就如中国的通讯技术， 一下子就嫁接到世界最先进的水平上。因此他们没有被淘汰。 这种说法讲得再透一些，就是我们当今是在一种被认同的环境中工作，而不是在一个不被 认同的语境中挣扎。那些貌似实验性的建筑，并没有实验的分量，因为没有阻力。 最明显的例证是不断发生的集群设计。这本是能够凝聚大家的力量产生宣言的机会，无论 是像archigram，还是像opposition。但被马清运所指的这批建筑师没有在意识形态上走得更 远，而是比较务实地把已被社会主流接受的（先前）实验性的意识形态落地生根。毛玻璃 、木头、钢架这些材料已经不再表征某种抗争的思想，而是表征某种风尚的手法。新一代 建筑师在顺境中发展，并没有头破血流，因此可以从某会继续生存到某会。 这种说法并不与这些建筑师在日常的工作中仍然在与各种保守的势力不断奋争相矛盾。这 种说法是指他们一出手就博得满堂彩，是在表演性地演示一种结果，而不是为了一种主观 认定的结果而痛苦地实验。 假如这种说法成立的话，我们已不在一个实验的时代，而是在享受前人实验结果的时代。 这种时代的变迁也许可以从扎哈的前后职业运气上看得更清楚些。或许，张永和的第一个 十年是实验时代的尾巴。 所幸浪漫但也充满牺牲的骑士时代结束了。我们是感到庆幸，还是遗憾呢？ 王辉，建筑师，URBANUS都市实践合伙人。
tears edited on 2011-04-12 1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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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重的实验建筑
| urbanflux | 4938 | 2011-04-12 15:3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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