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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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09-07 11:07
最出名的有:李泽厚主编的“美学译文丛书”、金观涛主编的“走向未来丛书”、甘阳主编的“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清末以来先后多次的大规模译书计划中,如京师同文馆、上海广方言馆、江南制造局的翻译馆、学部编译图书局、国立编译馆[90]、商务印书馆的编译研究所和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编译委员会等都做出过重要的贡献,但是由于战争的缘故,往往不能按原计划执行;比如商务印书馆以极大的热忱和各界译者胼手胝足的奋斗,至2000年底已经印行了370多种[91],再如三联书店的“现代西方学术文库”和台湾的《新桥译丛》[92]等,这些译著所蕴含的思想财富与学术价值,对于中国文化现代性进程和建构学术批评理论话语进程中的作用,如对中国当代哲学(如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和社会学等思想体系的初步建立之贡献,为学人所熟知。
中国建筑理论、创作和教学呼唤着一个系统性译介工作的开展。就20世纪中国现代建筑发展的整体而论,由于建造传统的中断已然只剩下一些知识的“片断”而显得缺乏充分的理论可信度和实践解释力;国内建筑学界能够在国际论坛上发出自己声音者寥寥无几,几乎患了“集体失语症”,失语又加剧了被边缘化,而惟有对话才能达到理论和学术的双向交流。更可悲的是,劣币往往驱逐良币,短期功利蒙蔽了长远视野,销蚀了文化使命感,翻译工作在一些大学教师和学者眼里被边缘化了,视其为费力不讨好、甚至是退休之后才能提到议事日程上的事。
诗人余光中云:
“大学教师申请升职等,规定不得提交翻译。这规定当然有理,可是千万教师里,对本行真有创见的人并不多,结果所提交论文往往东抄西袭,或改头换面,或移植器官,对作者和审查者真是一大浪费。其实踏踏实实的翻译远胜于拼拼凑凑的创作。如果玄奘、鸠摩罗什、圣吉洛姆、马丁·路德等译家来求教授之职,我会毫不考虑地优先录用,而把可疑的二流学者压在后面”。[93]
也许我们需要持守的学术姿态首先应该是了解,然后才是理性的批判和选择,时至今日,了解仍然是中国建筑界所欠缺的,西方建筑学知识图像的中国呈现是不完整的,甚至是模糊不清、扭曲变形的。弥补这一基础性的知识欠缺,需要做好翻译输入在内的基础工作,才能获取一幅较为完整的西方建筑学知识图像,逐步建立起对话的平台,奋进直至翻译输出,实现从单项输入到双向交流、从边缘进入中心的对话过程。在不易察觉和承认的“文化意识形态”的层面,也许会有人担心我们的建筑文化被西方殖民化,其实大可不必抱着文化抵触,因为它们并不是西方政治原则本身,况且我们的视点与作品是中国的,也即本土的。
此外,顶级建筑项目,如奥运场馆等设计一再旁落他人,国内建筑界怨声载道,中国成为外国建筑师的“实验场”之类的说法不绝于耳,凡此种种,使我认同朱涛的观点:
“一批又一批的青年学生学者,在信息极其封闭的状态下,宁愿将难以计数的心血和才智,耗费在构筑一些看似庞大、自以为是、却实际上没有坚实基础、鲜见独创内容的虚妄的学术‘体系’上去。这些努力,除了在中国的现代建筑史学术‘幻境’中增殖一些自我反射的虚幻镜像外,并没有起到任何建设性的作用。”[94]
[90] “清季以来官办之编译事业,约可分为四时期……同文馆时代注重各项知识之介绍,而留意文字之学,制造局时代注重于国防应用书籍,图书局时代注重于教科书籍,国立编译馆时代则吸收西洋文化与整理固有文化并重是也。”参见郑鹤声,“八十年来官办编译事业之检讨”,1944年,引自黎难秋(主编),《中国科学翻译史料》,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合肥,1996年9月第一版,第682页。 [91] (德)卡尔·曼海姆(Karl Mannheim),《意识形态与乌托邦》(Ideology and Utopia),translated from the German by Louis Wirth and Edward Shils,Harcourt Brace & World, Inc.,纽约,1936年,黎鸣、李书崇译,周纪荣、周琪校,商务印书馆,北京,2000年9月第一版,“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出版说明”,扉页。 [92] 台湾新光吴氏基金会与远流出版公司出版。 [93] 资料来源:http://fuzhigang.aa.61.fm/read/20897.htm [94] 朱涛,“为什么我们的世界现代建筑史研究仍一片贫瘠?——评王受之的《世界现代建筑史》有感”,首次发表于 2001年11月17日学术批评网,http://www.acriticism.com/article.asp?Newsid=133&type=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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