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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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09-07 11:10
书籍总是只有一个翻译授权,因此好书一旦被译坏,读者就不再有好译本可读,甚至摧毁读者进一步阅读原著的兴趣,造成的荼害将长期而绝对,也是对原著的不尊重。如原山等翻译的《现代建筑——一部批判的历史》即属此列,硬伤比比皆是;原著作者弗兰姆普敦(Kenneth Frampton)教授曾送我一本台湾版的译本,含蓄地表示了不满,他的《建构文化研究》(Studies in Tectonic Culture. The Poetics of Construction in Nineteenth and Twentieth Century Architecture,MIT Press,1995年)中文版权的艰难引进与此有关(所幸2004年他已请王群先生翻译)。
翻译版权的争夺很伤资本,小社争不过大社,大社又消化不良,但出版社眼界不够,固然整体来看有很好的书入选,但也有些书品实在不必引进,出版社的一窝蜂抢进,又没有足够制作能力的话,带给读者的是伤害而非幸福。真正的建筑理论译著在出版界属于单薄品种,不是一个大众化的市场。现今全球态势以英语为主流,而中国并非英语系国家,翻译之于我们的国际信息交流乃至国民的知识追求与素养提升,更显得重要,科技翻译尤其如此。18世纪工业革命之后,日本有感于欧美科技的惊人进步,下定决心系统译介外国科学书籍,做得彻底而且持之以恒,是“明治维新”的一大成就;现在的丸善书店和彰国社在建筑类书的译介方面做得比较好,无论是编者极其用心的精良校勘还是排版、装帧等都值得国内同道学习。中外出版社都有“文字编辑”,为原著原稿作些符合语言文字规范的、于内容毫发未损而文采增生的修润,他们对于语言文字的造诣,每每令人服善,但国外具规模的科技出版社都有“技术编辑”这样的编辑,扮演催生好书的关键角色,笔者在大陆还没能幸运地看到过起真正作用的技术编辑。
由于信息闭塞的缘故,太多人认不清楚书籍的定位,这里似乎存在矛盾:一方面说建筑类书籍的读者大多成熟,一方面又说太多人认不清楚这些建筑类书籍的定位,原因是建筑成了经济与国力发展之所系,成了全民运动,是脱贫致富的希望,是政绩的表现。而且中国并不是惟一的希望通过建筑来传达一种实力攀升讯号的国家,处于上升期的社会,总会产生一些在文化评论家看来所费不糜、甚至不惜血本与离经叛道的新设计和新建筑,如20世纪20年代的美国和80年代的日本。极端总是会带来走样——最轻微的,比如安德鲁(Paul Andreu)设计了国家大剧院、库哈斯(Rem Koolhaas)设计了CCTV新大楼之后,当前一些中国建筑师对于讲求形式与形式主义(Formalism)、手法主义(Mannerism)之间界限的理解愈发混乱,愈发厘不清建筑理念,很多竞标方案在形式上愈发离奇。从大局观之,不论哪个层次,最顶级的书才值得翻译,其他资源还是配置在本土人才的培养吧,对国家社会的贡献更大一些。
由于国外建筑学原始文献庞杂,且分布离散,本人不揣简陋,将值得及早翻译的著作(文中已提及者略)列于此,失之偏颇和不当之处,请学人明示。
译者水准
究竟需要什么样的能力,才能把科技翻译做好?一般人认为翻译外文,那就外文要好,例如法文好就能翻译所有的法文文稿,其实不尽然。翻译的任务是在尽可能发挥其社会功能的条件下,实现语际的尽可能完善的意义转换,寻求尽可能准确的意义对等。双语之间意义的对应转换包括概念、形式、风格、形象和文化等多个层次、多个方位,并非平面的、单向的。语际的转换有语音层的转换,即音译;有语言文字形式上的直接“移植”,如拉丁文、法语、德语词语之移植于英语之中等。[103]语音层和文字形式的转换都是语际的表层转换,翻译关注的中心是意义层的对应转换,涉及从形式到内容、从语音到语义、从达意到传情、从语言到文化的语际转换。因此,如果一位外语专业博士水准的译者,不懂建筑学而要翻译建筑学文章,也一定错误百出,即便让其保留原文术语,也一样。这里强调的是,如果说文学作品能“感人”,那么科技论著需要“益智”,科技翻译要传达的是理念和技术,外文只是工具,而许多人可以达到科技翻译所需的语言门槛,但决胜点不在外文,在于领域知识(Domain Knowledge)以及本国文字。科技翻译的成功要素,按重要次序:领域专业素养、中文程度、外文程度。
1. 领域专业素养即建筑学素养的关键性不言自明,外国建筑学著作中偏于思想类的文本部分,即形而上的哲学思考部分尤其仰赖于此。另外,科技翻译受两个民族(或国家)科技发展程度的影响,如果本国科技不发达,译者没有相当程度的领域知识,翻译高深的论著必然会有困难或不能胜任。有些译者对于自己不懂或没把握的部分干脆跳过不译,用平滑的语言将上下文不露痕迹地连缀起来,是不可取的。
[103] 陈光火主编,《电子翻译》,天津大学出版社,天津,2000年4月第一版,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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