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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面”的误会
赵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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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第1版 (2007年11月1日)
丛书名：文化中国与世界新论
平装：207页
开本：32开
ISBN：9787108027320
条形码：9787108027320
产品尺寸及重量：19.4 x 12.8 x 1.4 cm ； 281 g
ASIN：B0011Y217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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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立面”的误会：建筑·理论·历史》从历史和理论的维度，对以梁思成和刘敦桢为代表的中国第一代建筑学者所建立的中国建筑学术体系有很尖锐但中肯的分析与批评，认为政治上的民族主义和学术上的古典主义造成了梁思成建筑学术体系的矛盾性和悲剧性，其影响至今不绝。
编辑推荐
《“立面”的误会：建筑·理论·历史》对中国建筑的木构传统进行了重新诠释，多角度呈现了中西建筑理念和文化的相互交流、影响乃至误解；并对当今中国建筑学术界机械接受和翻译西方理论的状况深感忧虑，认为中国建筑的理论体系应该有可能从中国本土的历史文明中归纳出来。
目 录
建筑·理论·历史
（代序）
民族主义与古典主义
——梁思成建筑理论体系的矛盾性与悲剧性
中国建筑学术的先行者林徽因
关于“中国建筑为何用木构”
——一个建筑文化的观念与诠释的问题
对中国木构传统的重新诠释
“立面”的误会
Sharawadgi：中西方造园景观学说之间的迷雾
普利兹克奖、伍重与《营造法式》
域内外中国建筑研究思考
从“建筑之树”到“文化之河”
楼殇9·11
后记
文摘
插 图
书 评
观点值得思考，但似乎未自圆其说
立马逗 (永怀梦想)
《“立面”的误会》涉及一些中西方建筑史研究方法和体系的区别问题，观点鲜明地表达了一些对中西方建筑史研究概况的看法。此书核心观点可总结为：梁思成早年在宾大所受建筑学教育，属于法国巴黎国家美术学院的研究体系，古典主义学术风格明显。在建筑历史研究方面，意大利文艺复兴建筑的立面风格分析对梁影响极大，从而将这种西方古典主义的分析方法用于中国古代建筑的研究，力图使中国建筑的研究框架迎合于西方古典主义的框架之下，占有一席之地；而以梁思成、刘敦桢为代表的中国建筑史研究第一代学者本身所具有的民族主义倾向，又对这一方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这一研究体系的矛盾性和悲剧性，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西方古典主义的重要特征，是将“architecture”从“building”中分离出来作为狭义的研究对象。也就是说，西方古典主义建筑史的研究对象仅仅限定于具有象征性和纪念性的尊贵建筑，这种建筑物在形态上与“非主流建筑”，即普通居住建筑存在对立关系，从材质（石与木）到建筑形象均是如此。仅限于对\"主流建筑\"的关注，是古典主义学术体系的根本内容；而在中国，并不存在尊贵建筑与居住建筑之间这种鲜明的对立关系，建筑等级的升高仅仅表现于体量、规模、象征符号的上升，也就是仅仅表现为量变；而建筑最根本的①庭院布局、②木构建造，则是完全一致的。（譬如一个典型现象：“舍宅为寺”）换言之，中国建筑在各个等级上都具有原生性，这种原生性又是因为文化层面\"世俗化\"的人文倾向所导致，因此，西方古典主义的学术体系与中国固有的建筑性质之间具有根本的矛盾。而且由于东西方建筑发展的流向根本不同，“中国建筑为何用木构”实际上是一个伪问题，正如作者对李约瑟\"科学革命为什么没有发生在中国\"所持有的观点一样。
第二方面就是对“立面”的理解。作者指出，西方主流建筑首重立面风格。外立面可以与建筑的内部空间、结构完全分离，而得以自由设计（经典例子为澳门大三巴教堂里面）；而中国则不同，中国建筑的立面可以理解为其结构的副产品，因此作者认为类似陈明达对应县木塔立面的比例分析是不符合实际的空想，用建筑立面形象的演变史来表示中国建筑发展史的方法也不可取。不过在这个观点上，我联想到读过的东南大学潘谷西主编之中建史教材第六页上有这样一段话：中国“单体建筑的另一个特点是平面、结构、造型三者的不可分割性”、“中国古典建筑史没有独立的立面设计的”、“外观必须和它的平面、结构同时考虑”。实际上这个论述已经完整表示了赵辰先生这一观点，如何理解中建史教材与梁思成学术体系的关系？赵辰与潘谷西这两本书是否就此问题持相同的批判观点？先后关系如何？存疑。
但是，作者并没有指出立面分析到底如何不适用于中国建筑，中国建筑为什么不能用立面分析？据我看来，虽然中国建筑是立面和结构的有机统一体，但不能否认立面演变是结构演变的表现形式。自唐至清，确实存在立面的演变规律。此外，书中对从木构角度的分析方法持否定态度，认为“材”与“份”作为基本因子的这种研究不可取。可是，材份制度的确是中国古代建筑断代非常重要的依据，作者否定这一研究方法的依据是什么呢？总体看来，书中对梁刘体系的反对是建立在西方古典主义体系不能用来框定中国本土建筑的观点之上的，这是一个方法上的概论；但是，究竟这一体系与中国建筑具体的矛盾在哪里，感觉作者并没有讲透，对木构体系的重新诠释也没有真正建立一种新的研究框架，当然这也许是作者提出的一个初步前景。
这本书有关林徽因的一段文字给了一个启示：林徽因在建立建筑史研究体系工作上最大的贡献在于充分运用当时国际上艺术史的观念与方法。林徽因运用维特鲁威所定义的建筑审美三原则和艺术发展史基本阶段理论来讨论中国建筑，这应当是一个值得借鉴的思路？
本书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内容，是在书的最后两章对域内外对中国建筑的研究状况，也就是学术研究史，做了一个整体回顾。Fletcher的《建筑史》，在这两章中被突出地提到，这一著作在第十六版到第二十版之间经历了一个演变过程，即从过去将世界建筑发展归结为单一的以西方主流建筑研究线条之下、存在着西方中心思想的情况，转变为对其他文化和其他建筑类型有区别地对待关照的态度。赵辰先生提出目前中国建筑研究存在的两种体系，一是梁刘体系，二是李约瑟体系。对于后者我个人的了解还是有限。
由《“立面”的误会》看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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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看来，《“立面”的误会》这本书的序言，是探讨中国建筑历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是这本书阅读的总纲：中国建筑历史重新诠释的原因及必要性，中国建筑历史的研究怎样与世界学术平台接轨，以及历史与理论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赵老师都进行了清晰的论述。
在第一篇文章《民族主义与古典主义——梁思成建筑理论体系的矛盾性与悲剧性》中，赵老师尝试着回到中国建筑史起源的那一点，去探究一个事物存在的开始是怎样一个状态。
记得康曾说过：“我有一套八卷本（英国史），我只读第一卷，只读第一卷的第一章，每次都从中看出点什么。可实际上，我只感兴趣于第零卷，这是不曾写出的。然后是负一卷。历史，不可能从他们讲起的那个地方开始。……因此我相信建筑师在某种程度上必须回过头去聆听最初的声音。”这最初的声音，就是建筑及其空间得以生成的文化源头，是人们第一次搭起棚屋时的朦胧认知。
在认识一个思想体系是否正确时，让我们溯回本源，这是赵老师给我的启示。当一幢房子的根基不稳时，那么上面的添砖加瓦究竟具有多大的意义就值得质疑了。这是做学术最基本的一个态度，却被忽略了太久。
梁思成一辈人所建立的学术体系是有其时代根源的，因而也不可避免的有局限性的产生一些误导。“立面’的误会”这篇文章就以中国古代建筑立面的诠释方式展开论述的一个实例。
那么，中国建筑的体系该以怎样的观念和方法来建立，赵老师在“对中国木构传统的重新诠释”中提出了一种可能的解答，即建构的方式。也只有理论上的突破开始出现，进一步的研究才可以展开。
此外，在选择梁思成这类建筑学术界泰斗进行批判而产生了巨大争议的背后，我们也可以看到在中国固有的“中庸”之道下，建筑师们秉承着“谦虚”的美德，本着“和为贵”的精神进行学术交流和方案探讨，缺乏知而不言，言而不尽的学术研究氛围。没有凌厉的交锋，很难有本质的学术进步，更不可能有颠覆性的学术革新。这也许也是中国建筑理论体系长期发展缓慢，根基薄弱的原因之一吧。
在文章“关于中国建筑为何用木构——一个建筑文化的观念与诠释的问题”中我们看到，中国建筑师对于传统的重构源于对本土化的反思，而外国建筑师对于中国文化的新解源于对文化差异的思索。因此，在某种程度上，“中国建筑为何用木构”这种问题的提出是否有必要就开始引发思考。以致最后导出“用中国作为验证一个理论是否合乎实际的工具，根据中国的证据来决定该理论是否需要修订或放弃。”至此，理论在不同文化背景和地域的适用性问题产生。由一个普通的问题发现背后的产生根源，进而对根源探讨分辨，体现出作者敏锐和深刻的批判视角。
但是，并不是说因为西方的视角与我们有差异就可以闭门造车，“对中国建筑文化的合理认识和诠释必须在全面建筑观的理论框架之下尚可进行。”就像在文章“普利茨克奖，伍重与《营造法式》”中所说的“所谓的西方现代文明已经是大量吸收了世界其他文化尤其是中国等东方文明的精髓之后的产物”，那么，“域内外中国建筑研究思考”中总结西方人如何研究中国建筑的发展过程就很必要了。也因此，全世界文明的交流和共享必然会由“建筑之树”衍化为“文明之河”。
所以这本书看似由简短的一篇篇小文汇合而成，事实上文章之间有隐含的线索将其合并成一条清晰的逻辑论证体系，似乎有点类似于散文形散而神凝的特色。
本书的另一特色就是叙述逻辑极其清晰，语言精辟，没有多余的话，能把许多复杂的事情用最少的文字表达明白，这本身就体现了作者内在的功力和修养。在看过太多繁琐晦涩的论证之后，这本书的阅读给人带来一丝清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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