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文发布于
2004-09-13 15:2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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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沈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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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德霖
如果要列举一栋晚清新政时期（1902-1910）最有代表性的建筑，那它无疑就是位于北京铁狮子胡同的原清末陆军部衙署。这座维多利亚风格，高两层，局部三层，面积近2，200平方米的办公建筑，墙身采用砖柱和拱，屋顶采用木桁架和铁皮，带有大量精美的砖雕，是现存规模最大，质量最高的晚清政府建筑，集中体现了中国在二十世纪初始建筑技术和艺术的水平。它的设计人是沈琪。
第一次看到沈琪的名字是在1991年，那时我作为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历史组的博士研究生参加这栋建筑的测绘，为了写测绘报告而到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查找原始材料。原清兵部、陆军部481.15-2号档案卷1233“有关营房修缮、借拨查勘地基、采买物料等方面的文件”中说，陆军部建筑群由“委员沈琪绘具房图，拟定详细做法，督同监工各员监视全署一切工程，于光绪三十二年二月鸠工庀料，分饬各厂开工，于光绪三十三年七月间全工一律完竣。”毫无疑问，这位沈琪在陆军部衙署这座清末最大的西式建筑的建造中起到了关键作用，他应该是中国建筑从传统走向现代过程中一位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建筑家。他是什么人呢？他的专业背景是什么呢？他的生平经历又是怎样的呢？十分遗憾，在陆军部的档案里我再也没有找到更多关于他的记述。
的确，中国自古视建筑为“士大夫不屑为”的匠做，多少能工巧匠都没能在历史上留下姓名；或许，沈琪也是这样一位被传统偏见埋没了的大匠。果真是这样，中国的现代建筑史就不得不接受这个结果了。带着遗憾，我在调查报告的结尾猜测道：“从这些建筑，特别是南楼的桁架做法、外观造型、细部构造上可以看出，他一定是受到过专门西式建筑教育的。对他的出身，我们可以做进一步推测。晚清民初时期，中国接受西方建筑学主要通过四种途径，一是1875年以后，一些学校中陆续开办土木工程专业，首先引进科学的结构技术；第二是1905年以后，中国派遣的留学生中有的开始学习建筑工程；第三是中国人在外国建筑师开办的事务所或其他建筑机构中求职，逐渐学会测量、绘图、设计的技巧和结构技术。除这三种途径之外，还有一种就是中国在洋务运动时期，派留学生学习军事工程。早在1873年福州船政学堂派遣留学生时，教学大纲中就有学习‘房屋制造法’的要求，继之在1877年和1886年又有第二、第三批船政学生留法。从陆军部的建筑年代（1906-1907年）看，沈琪不可能是1905年以后留学的。再看建筑本身，设计者在结构和造型两方面的技能都很全面、熟练，也不象是土木工程专业出身的。他也不太可能是从外国建筑师事务所中出来的，因为当时外国人在中国开办的事务所还很少，尤其是在北京； 而且这种身份的人担当如此级别的建筑设计也是不太可能的。余下的就只有船政学堂派出留学军事工程这一种可能。从沈琪工作所在的陆军部看，这种可能性还是较大的。如果这个猜测得到证实，就能为我们研究中国近代建筑接受外国影响的渠道、中国建筑的进化与洋务运动的关系，以及中国近代建筑教育等问题提供新的材料。”
我的猜测对吗？十多年来这个疑问一直萦绕在我的脑海里。由于不了解沈琪的生平，我只好把张鍈绪，一位留学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机械专业，曾经“稍治建筑之学”，并在1910年出版了中国近代第一部介绍西方建筑学专著《建筑新法》的农工商部官员，称做“近代中国第一位建筑家”。
但是我一直没有放弃寻找沈琪生平事迹的努力。2002年夏天我回国调研，在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查材料，我又专门查阅了北洋政府陆军部负责营造事务的军需司的职员档案。我想，民国成立后，沈琪作为一名技术人员，会不会直接被北洋政府的陆军部聘用呢？然而，结果再一次令我失望了。或许他也象张鍈绪一样，在民国成立后，因“官制改革去职”了？
难道这就是最终的结果吗？国人在不断地创造，也在不断地舍弃。面对一幅历史残卷，我们常常不得不接受现实。只是这卷历史本该是新的啊！
一个偶然的机会，对沈琪的寻找出现了转机。2003年夏天我又一次来到第二历史档案馆。在我的主要工作结束后出于普查目的而浏览的档案“中国工程师学会章程及职员录”中赫然写着：“正会长：沈琪（穆涵）”。案卷中没有更多关于沈琪的介绍，而此时我也必须离开南京了；但是这条线索使我相信，这位沈琪，作为中国工程师学会的会长，必定是一位著名人物，有关他的生平介绍一定可以从其他有关民国人物的文献中找到。果然，回到芝加哥大学后，我就从杨家骆所编《民国名人图鉴》（辞典馆初版，1937年）中找到了沈琪的简介：
[沈琪]榖涵，静海人，一八七二年生，北洋武备学堂铁路科毕业，历任山东京奉京张各铁路技师、练兵公署监修、奉天工程局总办、盛京铁工局总办、津浦铁路南北段总稽查及会办。民元任交通部技正、路政局科长、制图所长，三年任路工司长，后升任技监，十年兼任铁路技术委员会委员及铁路管理学校校长。
这份简历将沈的字写作“榖涵”，曾令我怀疑他与中国工程师学会会长沈穆涵为同名的另一个人，但随后找到的另一套更可靠的文献证明“榖”是“穆”的误印。这套文献就是英文版的《中国名人录》。《名人录》的第3版（1926）、第4版（1931）和第5版（1936）中都有沈琪的英文小传，并有他的中文名、字——穆涵，甚至他的照片。其中第3版的介绍最为详细，翻译如下：
沈穆涵先生1871年生于直隶静海县。他是北洋武备学堂铁路工程科最早的毕业生之一。毕业后他加入了帝国陆军，驻扎在天津山海关段，担任德文译员及军校德文教员数年。之后他在山东济南外国事务衙门担任德文译员。沈的工程师生涯从担任胶州铁路技士开始。他在清朝担任的其他职务还有：天津市政工程局技师、京奉铁路技师、北京练兵公署大楼及兵部大楼监修北京外城市政工程局副总办、奉天工程局总办、盛京铁工局总办、川粤铁路总管理局顾问、京浦铁路北段总稽查及会办、津浦铁路黄河大桥监修，以及京浦铁路南段副总稽查及会办。1912年沈被任命为交通部技正，先后担任路政局土木工程科、机械工程科及制图所长。1914年升任路政局局长。1917年12月担任交通部总技监。 1918 与詹天佑组织铁路技术委员会，分任正、副委员长，负责遴选土木及机械工程人才并制定交通事务标准。1919年2月兼任铁路管理学校校长。1919年6月 詹天佑逝世后，任铁路技术委员会委员长，京绥铁路督办。1920年7月受命担兼任沧州石家庄铁路局长及津浦铁路北段总工程师 。1920年12 月受命组建交通大学。 1921年2月 获二等宝光嘉禾章。1922年3月受命担任交涉山东问题委员会执行委员 。1922年5月担任交通部路政司司长，兼Chief of the Inter-Through Traffic Bureau，同月兼任交通史编纂处监修。1923年1月卸任路政司司长，担任交通部总技监。此后担任： 购料委员会委员长、计划路线建设委员会副委员长、北京Lung-yen煤矿公司董事会会长 。是1915-1917、1919-1922 中华工程师学会会长、巴黎the Haute Etude Chinoise 及中美工程师协会名誉会员。
清陆军部设立于光绪三十二年九月（1906年11月），是由原兵部、练兵处、太仆寺合并而成，所以小传中所说的“北京练兵公署大楼和兵部大楼”显然就是我们所知的陆军部衙署的另外名称。终于，我找到了沈琪。
根据沈琪在交通部和交通大学任职的线索，我又在民国《政府公报》、《民国职官年表》（刘寿林等编，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和有关交通大学的文献中相继查到更多关于他的记录。《中国名人录》说1925年后就再也没有得到对沈的咨询的回复，但《交通大学八十年》（国立交通大学工学院编印，台湾，1976年）记载沈在1928年6月担任 北平交通大学铁路管理分院院长，不过1929年学校改称交通大学北平铁道管理学院时，校长改由徐承燠担任，或许沈琪此时已经故去。
至此，寻找沈琪的工作可以告一段落。中国近代建筑史的历史残卷又找到了一块可资缀补的残片。毫无疑问，沈琪是中国近代一位杰出的工程师，他的名字和成就足以与詹天佑、茅以升、凌鸿勋这些在他先后活跃于中国工程界的大师们并列。但是从建筑史的角度说，他在北洋武备学堂的教育背景和其他经历是如何影响到陆军部这座重要建筑的设计呢？他还有其他建筑作品吗？北洋武备学堂与中国近代建筑教育的发展有何关系？显然，修补这段历史的工作并没有结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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