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文发布于
2001-07-20 14:4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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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参与：最关注的热点 --访大会主题发言人佩兹·海丽教授
本报记者 孙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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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您是第一次来上海吗？上海给了您什么印象？
答:这是我第一次来上海。开会太忙，我根本没有看够。我看到这里晚上有很多人在大街上躺在躺椅上睡觉，这真的很好，多么人性化的公共空间啊。
问:您认为城市发展首先应该关注的是什么？
答:应该关注那些能力有限的群体，比如孩子、老人和妇女。我们永远要关注那些弱势群体。
问:有没有好的例子？
答:比如说孩子，在挪威，孩子对城市规划是有建议权的，他们可以对城市规划提出自己的意见。编制城市规划时，不同社会公众团体都会参与，会有人专门去问学校里的学生，他们是怎么看这个规划的，他们希望新的规划中有些什么设施。孩子们会认真回答一个问卷，表达他们对规划的建议。世界其他地方的孩子也有机会参与城市规划，虽然没有挪威那么成制度。人们认为让孩子参与城市规划，不仅能照顾到他们的需要，他们有了这样的社区参与经历，也能帮助他们成长为有责任感的好公民。
问：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我们的国家正在迅速地发展，城市急速膨胀，一些古老的街区正在迅速地消失，新的楼盘飞速崛起。但是这些古老的街区凝聚着我们对自身和城市的记忆，发展和保护却长长碰撞。在世界其他地方，有没有发展与保护并举的例子？
答：在欧洲，保护自然环境与历史环境有着深厚的传统。反过来，对于高层，我们一直非常谨慎、保守，诺曼·弗斯特爵士的那个“子弹”状高层就在伦敦引起了不小的争议。对英国来说，我们的18、19世纪经历了迅速的工业化，当时对环境质量关注不够，留下了很多污染严重的旧城。之后，我们转而建设新城，差不多将工业时代的那些旧城忘记了。后来，虽然有一些晚了，我们还是意识到了这些工业老城的价值，他们毕竟是城市历史的一部分，我们开始关照这些老城。
19世纪，在英国产生了第一个呼吁保护历史建筑的民间组织。人们的呼吁对\"保护\"是非常重要的，通过这个过程，更多的公众也会明白历史环境的价值，更加在乎身边的历史环境。另外，从经济角度说，能够保留过去的话，对旅游也有美妙的吸引力。
问：我们知道，保护的代价是不菲的，在住区保护中，往往会有居民更替，或者说是“中产阶级化”的现象。对此，您怎么看？
答：“中产阶级化”在有些情况下几乎不可避免，经济的压力很大。但是，通过一些政策是有可能避免的。在那些有很好的市民住房福利政策的地方，譬如荷兰、丹麦和其他一些北欧国家，低收入的人群依然能有得体的住房，能享受市中心的便利。在其他一些西方国家，常常有另一恶性循环：拆了贫民窟，造低标准的住宅，不一会儿又成了贫民窟，周而复始。
问：这次大会把公众参与列为一个重要议题，并且得到了充分的讨论，您认为公众参与应该是什么样的？现在中国建设非常快，而公众参与的程序是需要时间的，时间与进度，这又该怎么平衡？
答：我觉得，建设这么快，相应的就该有更多的公众参与。公众知道了这儿很快将要建什么，就会尽快地表达他们的意愿。
在欧洲的70年代，我们开始进行公众参与的工作，这个问题最早是由规划师提出的。但是到了80年代、90年代，市民普遍有了参与的要求。他们组织环境保护团体、各种各样的保护不同人群利益的团体，尤其是今天有了因特网，更多的团体通过网络组织起来，表达自己在公众事务中的意愿。
问：在公众参与城市规划的时候，个人利益与多数公众的利益发生冲突，怎么解决？
答：这在业界有很多的讨论。我认为，一个社区中最好有几个团体而不是一个团体，碰到这种情况，各个团体就可以相互制衡，就可以把这个问题解决，就是说还是倾向内部解决，而不是通过法律仲裁这样的强制性办法解决。澳大利亚已经出了一本书专门讲面临这种市民争端怎么处理，各种例子都有，厚厚的一本，叫作《建立共识的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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