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文发布于 2013-11-15 14:4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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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提产城融合,回归城市本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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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提产城融合,回归城市本源
文/匡晓明[城市中国总编] 摄影/朱骞
从城市概念的本质上理解,“产城融合”并不是新鲜事。产城融合出现于城市产生之初,城市和居民点的分水岭就在于产业的发展。“产城”主要与第三产业相关,城市的本质也是以第三产业为重要标志,居民点则与农业相关。城市往往
就是产业和居住相融合的形态,其作为一个空间内所有经济活动的总和,即经济活动的聚集地,也是人们创造历史、创造价值的载体。从城市规划角度讲,城市包含三要素:一定的地理范围、一定的人口规模,以及经济活动形成网络,即形
成产业链。所以,产业是城市的基础,城市是产业发展的载体,唯有产城融合才是可持续的发展道路。
数万农民工对富士康的浓厚兴趣会逐渐转化为巨量的消费
中国式造城与产城融离
城市集聚的核心作用可能在于人们通过劳动创造历史。城市的主人是市民,其发展应该以人为本。而城市发展的核心是解决人们的衣食住行、就医、教育、就业等问题,所以城市产生之初,产城融合发展就是一件很自然的事儿。
改革开放后,举国上下的中国式造城如火如荼。其特点是:第一,建设速度快。产业发展跟不上,导致产城分离。第二,与政绩挂钩。五年内必须形成一定的规模和效果,政绩体现在大马路、大广场、大绿地、大房子上,但这些对培养产业链收效甚微。第三,政府和开发商关系特殊。政府经营层和开发商建设层各得其利,导致了公共事业缺乏,唯房地产一枝独秀。结果新城只有房子没有就业,变成空城、鬼城。中国式造城带有明显的政府主导、政策主导特点,计划经济摇身为计划建城—不按市场规律的计划建城,对于是否需要扩建其实并无足够的客观分析,容易导致供需失衡。在这样的背景下,重提“产城融合”是对城市本源的回归。
在中国式造城中,工厂城作为城市建设的一种方法、城市化进程中的新兴空间形态,以能够提供就业岗位的优势在各地如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富士康的典型性就在于它能够解决一个中等城市的就业,能够积聚人口。欧美工业发展都经历了“先提供就业、再人口积聚”的过程。虽然就业逻辑一致,但富士康工厂城的发展目标与城市的发展目标并不一致,即工厂城以企业为目标,政府以城市化为目标:作为企业的富士康以盈利为目的,降低成本,利润最大化;农民涌入城市,富士康为其提供的是宿舍而非住宅,企业以利润为导向提供宿舍,随着工人增多就会产生很多社会问题,这是由于城市没能提供必要的服务设施,企业为了留住工人,不得不建立一系列配套设施,如健身房、医院、学校等。但这一切始终离不开企业家的本质即“利润最大化”,一切投资都控制在成本之内。企业是一种市场行为,安排工人却是一种计划形式,这便是市场经济里的计划经济。对比美国的公司城镇,当初的钢铁厂、汽车城规模也都十分庞大,城市无法提供便宜的土地,于是企业在郊区圈地,投资建设厂房及宿舍、商业、幼儿园等配套。这些工厂城也曾出现过一系列的社会问题,但逐渐由简单的配套衍生出了更多元化的配套。
中国的改革开放有两个成功要素:其一,释放了人的发展需求和人对成功需求。民营经济的出现,多劳多得的收入形式,激发了人们的积极性;其二,全球经济一体化使中国出现了比较优势,即“便宜”。企业用农民工代替了工人,降低了成本,有意识地压制了制造业工人的收入;用宿舍代替住宅、用员工代替市民的方法,极大地压制了成本,这种成本优势促成了中国的成功,使“中国制造”销往全球。苹果公司相中的是中国的比较优势,并不是富士康企业本身。珠三角所有的企业都有宿舍,并非富士康一个,只不过富士康规模比较大。相比欧洲早期的城市化,一方面没有户籍制度限制,工人从农村到工厂就业,经历相对短暂的农民工状态就可以攒钱在城市买房,且拥有社会保险,最后经过企业的洗礼变成市民。但对中国的农民工而言,面临了两大难题:一是户籍制度限制使农民工无法成为市民;二是中国的土地经济太过“离奇”,房价的增长速度远高于收入的增长速度。所以农民工市民化势必受到两方面的挤压:一是政府的制度限制;二是企业的劳资关系。工资低,农民工在城市难生存,进不了城,工资高,企业倒闭,同样进不了城,真是左右为难。因此国家提出“创新驱动,转型发展”的发展口号,但操作难度之大也可以想象得到。
产城融合的战略重点
产城融合是城市化发展的表象。农民进入城市的第一需求就是就业,没有产业就没有就业,城市必须提供大量就业,发展多样化产业。因此,中国新型城市化的根本问题就是产业问题。从根本上来说,产业和城市的融合发展是经济问题。现在,中国的经济发展已到达快速增长期的门槛,即将进入衰退期和转折点。2013年高校毕业生就业率之低,恰恰反映了产业不足的社会问题。然而,要发展产业就要大力发展民营经济。以个人的成长追求来实现集体的发展,以民营企业的利益追求而成就国家的利益,这便是市场经济的核心。所以提倡市场的公平公正,首先要有效地实施计划,该放开的就要给大家提供公平的创业机会。目前中国尚不具备有能力就能成功创业的土壤条件,而需天时、地利、人和。国家没有提供良好的营商环境,市场不公平,预期不明朗,随时产生风险,所以许多大企业也在做短线投资。按规律,小企业做短线,大企业偏重于长线。因此,首要解决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问题,对企业类型要有所甄别,创造良好的市场发展环境。只有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才能够激发民营经济的热情,使国企与民企各得其所,使国家经济实现再一次腾飞。否则的话,现有的模式只能是阻碍民营企业变成“伟大的企业”的桎梏。
产城融合在城市规划领域的具体操作是重视产业规划。目前,城市发展越来越专业化,就越来越需要更加专业化的规划类型。然而并非产业规划决定产业,而是城市特征决定其需要的产业,产业规划只是识别了城市产业的发展方向。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核心结果是:供需按市场规律运行,资源实现自发配置。所以城市要创造良好的营商环境,产业规划是为城市识别产业发展方向,并且更好地为产业发展做好配置条件和准备,尽可能地缩短或跳过混乱、缓慢的“初生期”,使之快速成长、与城市一体化发展。企业也会选择其适合的区位条件,在市场中不断自发地进行资源配置,最终实现稳定发展。从市场发展本身来讲,市场经济意义远远大于计划经济。计划经济的优势在于保民生,缺点就是考虑问题有欠全面。产城融合的重点是“产”,城市支柱产业应该通过市场自然配置形成的,经历比较优势、先发优势、创新优势三个升级阶段而实现稳定发展。产业规划只起到通过地理分析、交通分析、区位分析和人缘分析来发现适合城市的产业类型,之后政府通过产业规划有意识地引导地方产业发展,加速产业发展和效率,产业规划并不是产业发展的本质。目前,主要制约因素是缺乏良好、公平、公正的营商环境。因此需要顶层设计从本质上、制度上来解决产城融合的制度设计问题。
产城融合的另一重点就是产业立体化。世界城市发展证明,单一产业主导城市,城市必然衰落,纯计划经济和纯市场经济都不可取。党中央强调“创新驱动、转型发展”,也不能代表全部产业发展方向。中国的产业发展形势概括起来就是产业立体化:一要有创新,但创新驱动并非是淘汰落后产业。解决中国就业的主体是制造业,创新产业就业率不能满足人力市场需求;二是制造业升级,这需要花大气力去攻坚,韩国和日本的制造业升级路线非常值得我们学习,从有到优而非一味淘汰落后制造业,使得高中低端产业并存发展。所以现在重要的是发展生产性服务业,既要改造落后制造业以提供大量的就业,也要提升产业版本发展高端制造业,形成产业立体化发展。
不可否认,富士康在特定历史阶段抓住了经济全球化的机遇,分享了经济全球化的成果。代工是经济全球化的一种表现,具有一定的风险性,将随着主体的倒闭而倒闭。富士康是中国很多企业的缩影,所以中国的发展必须尽早地认识到这种风险。至于如何抗击规避风险,就是要回归到微笑曲线理论上,即通过代工挣得第一桶金后,就先回到“微笑曲线”的左边大力进行自主研发设计,然后再回到其右边做好销售、物流。而且要树立一种新观点:把“中国制造”调整为“世界制造”。“中国制造”的风险很大,以“世界制造”的观点从事“中国制造”才能做得更好。例如“中国设计-越南制造-中国营销”等,必须想办法让中国经济参与到全球制造环节中去,延长产业链,并使产业链多样化。同时关注“人脑变成电脑,人工变成机器人”发展,抓紧大数据的整合研发。应该看到发达国家产业的新趋势,抓住产业未来的发展方向。未来的工厂城可能有两个发展趋势:一是产业多样化趋势,二是产业立体化趋势。城市的产业一体化发展也要多种产业并举,作为提升城市服务水平的第三产业不能只局限于高端的金融、商贸、物流、创意、信息,低端的服务业也应该大力发展。而发展第一产业也不只是粮食供给,更要开发与之相关的物流、农业体验等产业。同时鼓励民营企业进入第三产业,升级第二产业。只有一、二、三产业并重,立体化地发展,才能融合城市。
产城融合对城市空间形态的影响
总的来说,产城融合对城市影响较大。首先,城市空间应该是复合式发展,早年工业区因污染严重、缺乏监管、经济技术水平低下等都导致生活区、工业区分离,此为历史条件所限。如今情况有所好转,中国跃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环境监测和治理技术提高,可以实现生活区和工业区更加融合、复合式地发展,使出行距离更短、更便利。复合式模式不是富士康式,而是走社会化路线,让企业的员工变成市民。再者,城市空间发展应是组团式的,因为产城融合必然引导城市组团式发展。每个组团又是平衡的,既有工作、又有生活,强调以人为本,更加追求建设美丽城市、生态文明,如此发展必然成为人与自然和谐的城市。
关于产城融合,各地城市都在做功课。上海在十年前就提出,每个区的发展建设都要有自己的特色,如嘉定区发展汽车产业、虹口区发展航运、杨浦区发展知识经济,其实都是在关注产业强化的问题,进行产业规划和城市融和的研究。郑州将全市规划为城市组团,如健康城案例,依托健康理念、医院、医科大学、医疗机械产业结合城市建设,虽然带有一定的计划经济色彩,但地方显然已经意识到新城建设必须产业先行的规律。但目前新城建设大多不甚理想,空城居多,主要原因还是城市建设太快,房地产发展太快,产业发展相对缓慢。但类似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的规划建设,则充分实践了产城融合的概念,因为地方政府已经意识到航空新城的建设要以经济为主,这个试验是以经济为主体落实到空间上,以航空港作为载体,探讨航空港区适合发展什么样的经济、如何积聚人口,所以是典型的产业规划,这比城市产业规划更加难做。虽然这种个案比较鲜见,但符合经济全球化趋势。
反思改革开放以来的产业发展与城市规划,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解决好农民工变市民、宿舍变住宅的问题。国家统计年鉴上分“常住人口”和“户籍人口”,直接反映了城市化进程中的核心问题。农民工还是企业化,工人才是城市化。大企业必须要解决农民工转变工人的问题,必须解决企业员工社会化的问题,而企业化的工厂城方可给初来乍到的农民工提供所需食宿,而城市本身需要去解决他们的市民化问题。政府主导的城市往往是推高地价获得财政收入,导致“产城”分离。现在,强调工业、生活用地复合,要回到城市化的本质,就是要把企业化问题逐渐转变成城市化问题,不能单纯地把农民工的居住和各方面条件的改善寄希望于企业家,社会应该去承担更多的责任,尽可能地实现农民工的市民化,回到城市民主与自由的初衷,令人人得以享受公平的待遇,各得其所,实现产城融合的良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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