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文发布于
2009-07-23 12:44: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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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岩•思考中国创造
屈湘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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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进与保守分坐于前进的两端，保护与发展一上一下地唱着对台戏，面对城市的更新，面对旧城改造，我们一直在探索中，一直在实践中。从国外到国内，从沿海到内地，从开放城市到封闭的内陆，从发达地区到欠发达地域，大家都在做着这样或那样的尝试。
行走于历史的轨道，历史的痕迹总在不经意留下，对于那些令人伤感的痕迹、对于那些令人留恋的过往、对于那些曾带给人们震撼的古老历史传承，我们面对他们的时候，内心油然而生的不仅仅是悲悯，更多的是一种历史的沧桑和厚重。
大连，也是这些划过历史痕迹的一隅。崔岩先生，作为大连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的总建筑师，面对那些殛需保护更新的历史建筑，他持有的不仅仅是悲悯与沧桑，而是更强烈的社会与历史责任感。
保护与发展：追根溯源于思想
本刊记者：建筑地域性和建筑内涵的塑造必将涉及到室内与室外空间景观的考虑，您在做设计时是否也由外而内进行着统一的设计？
崔岩：从室内到室外空间的设计考虑是必须的，但同时也取决于业主的品味和捕捉、优化概念判断的能力。现在比以前好多了，有许多建筑师走出设计院服务于社会，成为业主智囊团中的一员，我是希望得到业主的全部委托，但有时委托拿到了由于与业主未能达成观念的共识也是比较遗憾和痛苦的。
一个项目的选择还与建筑师鉴别业主能力的强弱有关，也就是说鉴别业主能力的强弱决定了其作品的品味与判断，建筑作品是建筑师与业主共同努力的结晶，好的业主对建筑师而言是可遇而不可求的！
本刊记者：大连北方金融中心是保护与发展城市性问题的实践性尝试，请问您在做新建筑与老建筑保护方面是如何协调的？
崔岩：保护与发展不能单立足于实践的经验，而是要从思想上去认识其根本性。此项目是2002年提出的,在当时是比较有新意的，由中国银行辽宁省分行委托开发商来做的，中国银行在委托设计任务书中提出：要体现企业未来形象的标识性和过去企业文脉的历史感。我们从方案策划入手进行合理的规划和设计，中行办公新建筑衬托在老建筑的后面，建筑的高度被规划严格的控制，老建筑的外观保存得完好，室内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装修中原貌已荡然无存，平面布局中将老建筑作为企业历史文脉的展示厅同时兼顾新理财产品的咨询和休息区，二楼作为贵宾客户的业务场所。在设计的调查考证中老建筑室内一部木楼梯和金库门是原物，在设计中加以重点强化和保护，作为象征性的文脉点，老建筑外观破损面的修补是利用仿真面砖代替的，破损洞眼的修补是利用替换下来的老砖磨粉添填洞的技术。新老建筑之间设计了一个中庭过渡休闲空间是为了保护老建筑外墙檐口装饰线脚和建筑防火的考虑，由于展示厅和休闲区域等大空间在老建筑范围内解决，新建筑内部省出的空间用来提高办公的标准和面积，此策划即得到政府的支持，同时也保证了开发商的利益达到了多方的共赢。为保证老建筑的完整性，后面的新建筑设计的简洁透明更像一个玻璃屏风衬托着老建筑，由于中山广场周围都是银行，所以我们为了与周围景观融合，特意在这个项目中做了退台处理。这个项目做成后，颇受争议，我觉得凡事有争议是件好事，不过经过这么多年以后，大家也慢慢地接受了。
单体与区域：区域保护是终极
本刊记者：目前大连老建筑的保护现状怎么样？
崔岩：大连地区老建筑保护的意识逐渐被重视，政府已颁布了两批保护建筑目录，有200个保护建筑上了名录。目前开发商的保护意识较之以前有了提高，由于户籍、产权的问题，大连重点地段的公共建筑保护得较好，而居住建筑保护得相对差一些，因为重点地段的老建筑一般是国有企业或者银行来使用，产权属于国家，具备保护的意识和方法；而居住类老建筑产权复杂，由于历史原因房产维修跟不上导致房屋折旧迅速，积累的社会问题也较多，目前大多老居住建筑被外来人员所租用，相对而言也就谈不上什么保护的概念了。大连老建筑的保护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社会各类精英人才的参与问题，因为老建筑保护不单是建筑师的问题，而是全社会人文系统的问题，老建筑的保护同时还需要全民保护意识的参与，尤其提高全民的保护老建筑意识是十分必要的。
本刊记者：老建筑是城市历史与未来的印记，保护与发展的矛盾时刻影响着城市的肌理，位于高尔基路中段的凤鸣街生活区是典型的日殖民现代集合式建筑群，目前与当前城市发展趋势相比显得有点落后，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我们现在的很多城市正在经历着欧洲国家所经历过的时期一样，在强大的经济利益冲击下，面临着太多有历史故事的旧建筑不知如何是好，拆或不拆，如何取舍，举棋之间难以决断，你认为大连是否也经历着同样的阵痛？
崔岩：是的，大连一直处于这样的阵痛之中。在谈到老建筑的保护时，我们首先要理清一个概念，是保护街区还是保护单体建筑，而且操作的方法是否正确？
大连有很多殖民式居住生活区，那个时代的房产项目就是日本现代集合住宅最初的启蒙时期，而当时日本国内盛行的是帝国风建筑，代表时代新锐气息的多数日本青年建筑师在殖民地大连从事着现代建筑活动，从现在看来研究的学术价值也较高；您上面提到的凤鸣街居住生活区中就有郭沫若的旧居和中国第一位参加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刘长春先生旧居，他们两人竟然是邻居，从人文的角度来讲这些都是值得保存的城市文化记忆和场景。凤鸣街居住生活区老建筑也是政府几次准备动迁，几次被人大和社会舆论否决，成为大连近几年来关于城市保护与开发问题矛盾的焦点。我们的老建筑大多不节能，夏热冬冷，没有暖气，只有靠生炉子取暖，居民想搬迁的愿望强烈，老建筑的保护并不在于动不动迁的问题，关键在于如何保护，因为从长远的角度看，它将是一个城市发展的座标，所以要慎重地开发与发展。
大连有很多值得保留的建筑，但保护还是缺少可持续发展的科学方法，我们的老建筑保护更要注重生活的场景、注重街道尺度，但使用功能是可以改变的，比如说以前是居住建筑，现在不一定非要改造成居住建筑，可以改成小小的咖啡馆或者是小酒吧，维持它的意境，感觉不变，且用材也是真的。政府起牵头作用的引导性投入是必须的：比如说北京的后海，政府组织专家调查、评估、论证，先期投入资金进行市政管网、街区铺装、路灯、指示路牌、绿化景观的改造，帮助老百姓招商、招租、政府支付设计师费用进行店面设计。政府要划定保护区，而不是只保护几个建筑，否则是建筑有了，但街区没有了。我觉得成功的模式应当是政府科学的组织让群众自发地参与。大连保护老建筑目前做的不到位的地方正是只注重单体建筑的保护，而不是形成一个保护片区，而国外则是成片区地进行保护，保护区域是最终目标。
本刊记者：请问如何对工业文明区的再利用或更新而达到找回其场所精神的目的呢？也就是说如何很好地塑造其场所精神呢？在“场所精神”塑造与“城市更新”之间如何寻找一个很好的结合点呢？
崔岩：提到这个问题真的很惭愧，同时也很遗憾，工业文明区在大连保护的不理想，至今为止大连市内的工业区已在拆迁、动迁的过程中消失殆尽，这个领域做得好的项目像北京的798，体现了一定的场所精神和温馨的城市发展记忆。大连目前的工业建筑如轧钢厂、仪表仪器厂等很多都已经被拆了，目前大连的十五库发展项目，也就是大连的老港工业仓库改造，这个项目目前正在操作，但是关于这个项目如何发展现在还存在很多问题：比如说他的体量大、空间感不是很强，人在其中显得非常渺小无尺度感，毕竟是个建筑单体而不是街区，形成商业氛围难而导致开发和融资的瓶颈。关于工业文明建筑的保护，如果只是单体建筑，很难达到理想的商业效果和城市发展过程中可记忆的尺度，所以工业建筑进行改造时一定要慎重。
专业与时代：变迁自中国制造
本刊记者：您的设计项目主要偏重于大中型公共建筑类型，比如辽宁友谊国际会议中心、大连北方金融中心，这种偏重是因为业主的选择还是您自己设计理念的使然？
崔岩：您提到的两个原因都有，但更主要的原因是由于大型设计院要保持生存状态而需要很多人的参与，因此项目要大且最好多是大中型公共建筑，现在改制的大型设计院都希望所接项目至少是10万平米以上，项目的选择不能完全以兴趣为主。我现在也成立了一个工作室，目前有16位建筑师，都是比较优秀的设计师，但是可惜中国大部分优秀的建筑师仍是为企事业单位或民营富裕阶层服务，并未服务于大众。
本刊记者：有人说，你们每天都在创作，每天都在画图，作为新中国第四代建筑师，你是如何看待自己的职业与行为的？
崔岩：我是为自己所从事的职业而感到自豪，尤其在中国当代无论设计什么，都是改变人们的生活行为和生活概念，即使是中外合作的设计项目，也起到“专业性的合理引入”的责任感。我也觉得自己所学的专业与时代的发展相吻合，改革开放建筑业的里程碑时刻自己都碰到了，如1992年邓小平的南巡，开拓了房地产的市场、1998年居民居住建筑的货币化市场改革、2003年至2005年的房地产浪潮推高、我都赶上了，应该说是生而逢时吧。当今设计正渐渐地改变中国人的行为方式与居住方式、生活行为和工作方式，因此你的设计工作同时也是影响一代人的思想。建筑师要对社会负责，作为一个有责任感的建筑师，以开放的心态与外方合作设计时，也要注意边学习边过滤，即便是再先进的舶来品也需要过滤，这就是责任和行为。我认为目前我们国家不会出现国际型的大师，原因有很多：有环境的因素、社会因素、人文因素、工业化发展因素等，我们目前的中国尚处于中国制造阶段，什么时候中国进入中国创造阶段，什么时候才有可能产生国际型的大师，我想这可能要到第五代建筑师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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