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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刊发于《新建筑》 2008年第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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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土建筑的自我建造及其相关思考
王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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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650224)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50768005)
乡土建筑的自我建造及其相关思考
王冬
摘 要 乡土建筑的“自我建造”历来为建筑学的主流研究所忽视。一方面就上世纪中叶以来建筑学学科对该内容的相关研究进行了部分的梳理和审视;另一方面则以人类学、社会学等学科视野,对该内容也进行了别样的审视。通过上述两个方面的审视,试图重新认识乡土建筑“自我建造”方法体系的文明意义及建筑学意义,并由此引发人们对当代建筑建造方法及体系的反思。
关键词 乡土建筑 自我建造 建筑学 视野 反思
中图分类号 TU-02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3959(2008)04-00-00
仅以此文表达对5.12汶川大地震中罹难的父老乡亲、兄弟姐妹们的无限哀思!
5.12汶川大地震可以让建筑领域反思如何加强建筑的安全性。但从建筑学的角度讲,更重要的也许应该是对当代建筑学如何能够更加尊重人的生存、人格和生命的反思,应该是对建造方式及建造模式的反思。那些充当了无情刽子手的“钢筋混凝土预制板”难道不是一种集权与强制的建造方式的符号吗?
在原始建筑或乡土建筑中,使用者与营造者相互之间是默契的,有时甚至就是一体的。虽然其“自我建造”的营造方式生发于原始社会及农耕社会,但它们却是人类文明的结晶。这其中的价值在于,它们就像一把标尺,人们既可以用来度量文明进步的成就,也可以用来衡量后世文明的瑕疵和污迹。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本文将视野放在了“乡土建筑的自我建造”上。
一 建筑学视野下的“自我建造”
1 乡土建筑研究的启示
1964年,伯纳德·鲁道夫斯基(Bernard Rudofsky)在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举办了题为“没有建筑师的建筑”(Architecture without Architects)的主题展览并出版了同名著作,这一已为我们所熟悉的事件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反响。
其实,该书真正的价值并非在于向人们展示了散见于全球各地民间乡土建筑的魅力,而在于它指出了“乡土建筑”是一个长期被建筑学“正史及主流”研究所忽略的领域,并由此向建筑学提出了尖锐的问题。该书的副标题是“非谱系建筑之简介”(Non-pedigree Architecture),明确提出了这些乡土的(vernacular)、无名的(anonymous)、自发的(spontaneous)、土著的(indigenous)、乡野的(rural)、并非带有“高贵”血统的民间建筑的价值所在。在书中,鲁道夫斯基博士认为:来自于无名工匠建造上的哲理和智慧,超越了经济和美学范畴,无论从地域性或世界性的意义来看,它们都涉及如何生活、如何尊重他人生活以及如何与邻人和平相处等非常艰难且日益复杂的问题[1]。同时,鲁氏也感叹到:“那些无名的工匠们,不只深深体会到限制社会增长的必要性,而且也领悟到建筑本身的极限。他们很少为了追求利润和增长而置大家的幸福于不顾。”[1]
在鲁氏之后,研究乡土建筑的理论和成果为数不少。其中可以发现:将“乡土建筑的自我建造”在价值观与方法论层面上提升至与正统建筑学进行抵抗地位的理论研究及创作实践已越来越成为一个重要的学术走向。
A.拉普卜特(Amos Rapopport)的《住屋形式与文化》(House Form and Culture)一书在建筑界几乎人人皆知。然而,人们多纠缠于其中的“决定住屋形式”是何种因素这样的内容上,却不大关注书中更有价值的有关乡土建筑建造模式方面的研究。拉普卜特认为建筑可以分为“壮丽设计传统的”和“民间传统的”两大类。而在民间传统的类型中,又可分为“原始建筑”和“乡土建筑”,乡土建筑又可以分为“工业化之前的乡土建筑”和“现代的乡土建筑”。虽然拉普卜特承认工业文明时代建房方式必然发生改变,但他对乡土建筑建造过程及其方式的认识则使我们受到启迪。关于这一部分,在书中有这样一些线索:乡土建筑的设计过程是一个“模型加调整”的过程;民间传统的建造与乡土的真实生活及其地缘息息相关,体现了空间形式与生活模式的关联;在建造过程中,工匠和使用者双方都明白所要用的类型、形式、模式,因而,建造者和使用者是有充分默契的;民间传统的建造有利于集体和社会的管理及控制,它最终是一个被集体所认可的聚落图式;前工业化的房屋建造的价值在于其表达了人的需要和愿望,体现了对人格的尊重,它没有外来强权的介入(比如那些自以为是的艺术设计师)[2]。
建筑理论家保罗·奥立弗(Paul Oliver)及其研究团队在乡土建筑的研究上有着相当的广度与深度,并对乡土建筑的研究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从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奥立弗撰写了《房屋符号与象征》(Shelter,Sign and Symbol)、《房屋与社会》(Shelter and Society)等一系列著作,90年代又编撰了《世界乡土建筑百科全书》(Encyclopedia of Vernacular Architecture of the World)一书。在奥立弗看来:自20世纪以来,由于人们用已被概念化的现代建筑范式来看待乡土建筑,所以,乡土建筑的研究越来越走向怀旧的美学层面及功能技术层面,因此,乡土建筑的研究不应该只有单一的途径,而应从多视角、多领域进行切入和探索[3]。奥立弗认为目前人们通常将乡土建筑视为是一种本土的、宗族的、民间的、乡民的和传统的建筑;这些认识虽然不错,但并不完整和科学。因此,他在《世界乡土建筑百科全书》中用较为科学的范式对乡土建筑做了补充性的定义:“人们的住居及其他的建筑物。它们通常由房主和社区来建造,与环境的文脉及适宜性的资源相关联,并使用传统的技术。所有类型的乡土建筑都因特定的需求而建,并同促生它们的文化背景下的价值、经济及其生活方式相适应”①。
在保罗·奥立弗对乡土建筑概念的定义中,可以看出,他对乡土建筑的自建模式以及自建过程中与地方文脉、地方知识、地方技术、工匠及其工艺的关联已开始给予关注。虽然,在《百科全书》中,乡土建筑的“自建模式及过程”并没有成为奥立弗主要研究的内容之一,但他所倡导的对乡土建筑的多学科、多视角的研究方法确为以后有关这方面的研究奠定了一个重要的基础[3]。
林赛·阿斯奎斯(Lindsay Asquith)和迈克尔·维林加(Marcel Vellinga)都曾在保罗·奥立弗的研究团队中工作。在对乡土建筑的研究中,一方面,他们显然受到奥立弗的影响;而另一方面,他们则又明显在奥立弗学术思想的基础上有所拓展,由他们二人编著的《21世纪的乡土建筑研究——理论、教育及其实践》(Vernacular Architecture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Theory,Education and Practice)一书就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在这本由多位欧美乡土建筑研究学者的论文汇编而成的文集中,多数内容凸现出当今乡土建筑研究中一些值得关注的学术动向。总体说来,这些动向体现为以下几点:一是愈来愈重视对乡土建筑的生长过程以及持续的建造过程的研究,并促生对现代建筑营造方式的反思;二是更加重视对各类工匠的技艺、情感、地方知识以及相互之间关系的研究,并逐渐将“民居自我建造”的研究推向深入;三是越来越重视对“自我建造”的社会建构功能以及社会阶层、权力等内动力对乡土建筑及其建造之影响的研究;四是力图将乡土建筑“自我建造”的经验与方式转变成为“知识体系”,由此产生对当代建筑师的引导和教化,并进而对建筑教育体系产生根本影响[4]。
对乡土建筑的研究和对现代建筑建造方式的反思常常互相缠绕在一起。乡土建筑的营造方式、过程及其结果使得建筑师及学者们在对现代建筑进行批判时既有了具体的工具,又从中受到借鉴以启迪新的设计方法及其方法论思想。
纳伯尔·哈莫迪(Nabeel Hamdi)的《并非住宅的住屋》(Housing without Houses)一书,其副标题是“参与、灵活性及其可能性”(Participation,Flexibility,Enablement)。在书中,哈莫迪力图摆脱现代建筑学的羁绊,试图超越现代住宅设计及建造的方式,提出并倡导一种在乡土建筑营造中常常可见的“社区参与或自主建造”的模式。哈莫迪认为:社区居民最大的参与建造,既根本地形成了建造过程中平滑、柔韧的过程,同时也生成和培育了社区自主建造的能力。因此,这种方式可以极大地消解现代住区建造中出现的种种矛盾和问题[5]。出版于1984年的《社会建筑学的范畴》(The Scope of Social Architecture)一书也是一本论文集。其中的内容同样受乡土建筑的启示而多强调建造者与使用者的沟通,强调社区及居民在社区营造及发展中自我建造能力(self-help)的培育及其实现,书中不仅有思想及理论层面的反思,也不乏具体的设计与建造实例解析[6]。本书序言的撰写者,著名的“十次小组”成员贾恩卡洛·德·卡洛(Ginacarlo De Carlo)曾是参与式设计的早期倡导者之一,他一贯反对现代主义建筑中的独裁特性,寻求一种更加自由、明晰的设计方式。他在1969年的一次会议上甚至宣称:“建筑学,重要到不能只让建筑学家决定!”②。
著名建筑理论家克里斯托弗·亚历山大一直试图建构一种环境及建筑设计的新方法。有意思的是,其《建筑模式语言》、《建筑的永恒之道》等书中所建立的理论体系与亚氏对原始聚落及乡土建筑的研究和深谙于心密切相关。以经验判断,当年亚氏在做《一个印第安村落的成分确定》等项目研究时,乡民们自我建造的乡村聚落无论从建造内涵以及结果一定对亚历山大产生了极大的触动。在《住宅制造》一书中,亚氏批判了“地产开发”和“政府统建”③两种体制,极力倡导一种社会生物学意义上的社区持续建造及生长的方法及其模式。他认为,这种方式的重要意义在于它体现了人类的情感和尊严,体现了人们的价值和他们自身合二为一的人类进程以及由此而带来的骄傲和幸福。
2 建筑师的相关实践
在建筑实践领域,许多建筑师意识到乡土建筑及居民自建对于当代社会和当代建筑学的意义,并在其设计项目中努力寻求自己的工作价值、工作内容及其角色定位。
1984年获国际建协金奖的埃及建筑师哈桑·法塞一贯力主吸收公众的力量,探索一条引导村民自建房屋与参与设计的道路。在埃及底比斯(Thebes)和卢克索(Luxor)附近的新古尔纳村(Gourna)的建设中,作为建筑师的法塞更将自己看成是一个村民们的合作者。他倡导由业主、建筑师、工匠组成的“三位一体”的设计团队,努力思考和实践着建筑师在乡村营造中的作为(图1,2)。他认为:“运用传统建筑方法并使工匠回到团队中的最大好处之一是建筑师可以从工匠所做的工作中解放出来。”在谈及古尔纳村的相关工作时,法塞说:“在古尔纳,当砖石工匠们像建筑师一样熟悉于所有的建造过程时,我们只将自己定位成为设计者、监督者和合同者。这样,我的所有工作就是画出每幢房子的平面图、给出它们的高度以及居家邻里街区的轮廓。”[7] H·法塞被人们认为是20世纪最伟大的建筑师,其原因就在于他的“为了穷人的建筑学”成为了“一种整合了自然与制造以及预见了可持续发展思想精神的时代召唤”[8]。这样的建筑师在世界各地还有很多,例如:力图凝聚与振兴黑人乡村贫困社区的美国奥本大学教授、建筑师萨缪尔·马克比(Samuel Mockbee)以及他的“乡村工作室”(Rural Studio)(图3)[9];毕生都在为印度的贫民们研究、设计和建造具有本土性土质建筑的建筑师劳里·贝克(Laurie Baker)(图4);伊朗建筑师纳德·哈利利(Nader Khalili)为便利穷人和灾民建造房屋而创造的Super Adobe低造价房屋建造系统(图5)④……
在国内,从事过或正在从事这方面工作的学者及建筑师也不在少数,鉴于篇幅所限以及相关学术刊物已有介绍,这里仅做适当提及,如:上世纪90年代初在广西融水从事苗寨改造,并探寻政府、企业、乡民、专业人员共同从事营造的清华大学建筑学院的单德启教授及其团队(图6,7);世纪之交在陕西枣园等地利用生态技术进行民居改造和绿色建筑实践,并探求乡民可掌握的技术体系的西安建筑科技大学的刘加平、王竹等教授及其团队(图8);近期在河北翟城、河南兰考从事“永续建筑”及乡民“协力造屋”工作的台湾建筑师谢英俊先生及他的“乡村建筑工作室”(图9);成立了“无止桥”慈善基金会,从事贫困乡村营造,探索“人力为主、以策安全、就地取材、永续使用、发掘民间智慧……”等建造理念的香港中文大学的吴恩融教授及其团队(图10)……
二 多维视野下的“自我建造”
乡土建筑的“自我建造”以及与之相伴的“合作建造”在建筑学的主流话语(甚至在建筑史的民居研究)中从来没有相应的地位,也从来没有被重视过,这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于建筑学从来都被认为是建筑师及建筑学家们的建筑学。但在人文科学的其他领域中,乡土社会的地域文化、地方性知识以及民间智慧一直都占有着重要的学科地位,并被作为学科知识体系发展最原初的动力。
1 文化人类学视野——地方生活及文化传承
文化人类学是研究人的学问。它不仅要研究“人”本身,更要从整体的观点来研究“人”所创造的文化”。文化人类学常常研究不同的族群及其文化,其目标“是通过这些不同文化的比较,要理出人类行为的原理、原则,或者人类行为的规则,这是人类学的最高目标”[10]。以这样的视野来关注乡土建筑的建造,就会从整体文化的角度来看待乡土建筑、民居的“自我建造”;才能理解怎样认识民居的“自我建造”实际上是一个怎样理解族群行为、生活及文化方式的问题;才能认识到这样一个事实:如果仅仅将“房屋的建造”仅仅视为一种单纯的技术行为,那么,人类的建筑行为将会被“技术”的力量复加到无与伦比、甚至是恐怖的地步。
虽然,文化人类学中有关乡土建筑营造的专项研究并不多见,但从该学科的研究中,我们可以探窥出与“民居自我建造”相关的研究思想及其脉络。首先,本土居民对房屋自我建造的行为及其方式一定是在一个整体的社会系统中被促发而成的,这样的建造方式是地方社会各种生活、生产的内在需求及功能要求所衍化出来的。比如,学者王沪宁就认为,乡土社会中的各种事件与事像都是因为族群生存、维持、保护、绵延、族化、文化等功能而产生的(图11)[11]。其次,聚落中居民们自己建造房屋实际上就是他们日常生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他们从来就把盖房子视为一种“仪式”。对村民而言,这既是一种实用行为,也是一种人际交流行为,更是一种精神层面上的“崇奉行为”⑤。我们很难设想,村落中如果没有村民盖房子的事件及其仪式,乡村生活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状况?再次,聚落内居民们自己造屋以及共同的建造通过仪式、技艺、叙事等方式将族群意识、地域文化、地方知识、技艺体系不断传承、延续、发展下去,因此,“自我建造”相当于一个模具,具有文化传习和文化型塑作用(图12)。
2 社会学视野——社会建构的工具及其互动
中国的社会学研究源远流长。早在上世纪30年代,由于意识到中国未来的发展更多地决定于乡村如何发展,因此,社会学的研究重点面向乡村并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吴景超、吴文藻、李安宅、费孝通、林耀华等人均通过对乡村的研究为社会学的中国化作出了重要贡献。而在同一时期,梁漱溟、晏阳初等先贤发起的乡村建设运动试图通过乡村改良和重建来解决中国的整个社会问题,则一直被认为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社会学是系统研究社会行为与人类群体的科学。它主要是研究社会关系对人们态度和行为的影响,以及社会是如何建构与变迁的[12]。早在上世纪初李大钊就在《史学要论》中明确指出:社会学是把人类社会的生活横起来研究的学问。社会学早期先贤李达则精辟地将社会学定义为:“社会学者,研究社会历程及其理法,并推知其进行之方向,明示改造方针之科学也。”
以社会学的视野,对“乡土建筑的自我建造、共同建造”的认识显然与传统的建筑学是不大一样的:
首先,“建造”的问题绝不仅仅简单的是技术问题,而应该是地方社会复杂的政治、经济、文化与技术相结合的综合性问题。那么,既然城乡之间、地域之间的社会形态不尽相同,那么,乡民、居民们对房屋的自建行为就是地方各种社会因素影响的结果。只要不是乌托邦式的绝对公有社会,“自我建造”就是一种必然的社会生态存在,若强力扼杀和解构这种方式而硬性以其他方式取而代之,那么,不良结果以及大量社会问题的产生是可以想见的。
其次,乡镇聚落居民对房屋以及居住环境的自我建造、共同建造对地方社会有重要的建构作用:一幢民居的建造,主人、亲朋好友协工协力,村中长老、村委会干部、政府官员竞相出席,这无异于村落中的一个盛大节日。在这节日热闹的“仪式”中,不少冲突和矛盾得以化解,地方社会由此而更加和谐、更为有机。同样,在聚落中、社区中,居民们协力修路、造桥、建造公共设施、维护居住环境对社会结构的稳定、社会矛盾的消解都是非常重要的(图13)。
再有,社会学家们一直倡导地方社区、特别是那些贫弱的乡村社区和城市贫民社区能够通过自我能力的提高而形成社区自我发展的能力及内动力。从这一角度看,“自我建造”、“共同建造”的过程就具有这种功能,这种建造的过程就是居民自我能力不断被培育、提高的过程。而从现实情况看,这样的实例也大量存在。例如:云南丽江1996年“2.3地震”后,当地文荣新村的恢复重建基本为统一建设的模式,而另一个村落文智村则大胆发动群众,充分利用当地富余劳动力和能工巧匠,以自建为主、成立各村社建房互助组,走互帮互助共建家园的路子。两相比较,无论从建造的效果,还是从社区建设的和谐程度及自身能力培育而言,明显是后者优于前者⑥。
3 生态经济学视野——适度及其自我造血
生态经济学的根本在于其思想撼动了那种以消费数量为标准的“现代经济学”的理论根基。生态经济学讲“效率”,但强调的却是基于更大范围内自然生态和社会生态优化前提下的“效率”,强调的是一种“适度”。德国著名学者E·F·舒马赫的名著《小的就是好的》倡导的就是一种与事物发展相适应的规模和尺度。
如果摆脱了单纯商品价值的观念,就可以看到,乡土建筑的建造在经济资本、生态资本、社会资本的综合消耗上是最小的,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与“自我建造模式”息息相关的。这可以从几个方面来看:第一,“自建”模式动员和使用的建造力量是乡村社区中的“富余劳动力”⑦;使用的是造价最为低廉的乡土材料、地方技术和手工技艺;建造者与使用者的统一或默契关系使得建造者成为建造的真正“管家”,从而使建造成本最小化。第二,相对于城镇地区以及大规模的统一建造,“自建”模式是一种“小系统”而非“大系统”。其中各种工作、能量运作及转换之间的距离最短(short distance)。比如,劳动者生活圈内的生产、歇息、休闲的空间距离最短;建造材料就近取得,直接使用到建筑上而不需要在外地加工,从而造成转换距离及过程的最短和最少等。在这种“小系统”中,可以充分利用农、林、牧、渔、手工、建造的物质能量循环转化的网络结构,实现物质能量的多成分、多层次利用,减少废弃物排量,并最终形成绿色循环体系(图14)。第四,“自建”模式的更大经济价值还在于,通过“自我建造”、“共同建造”的过程及其现代转换,社区的“自我造血能力”可以得到培育和提高,乡民们的契约意识和法理意识也将得到增强,同时有可能在此基础上产生“生产合作组织”及其相关机制,并最终形成乡村或地方社会的经济内动力。
其实,我们还可以从其他更多的学科视野来看待乡土建筑以及民居的“自建”这一问题,比如由政治治理学的视野可以看到“自建”体系实际上非常有利于乡村治理,它甚至可以在“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种治理系统之间产生很好的链接作用等等。
本文的用意并非在于探求乡土建筑的“自我建造”本身,而是希望通过建筑学以及相关学科的态度来重新认识“自建”建造体系的文明意义及建筑学意义。“自建”能否形成我们社会的“知识”,笔者不敢妄言,但至少它可以使我们反思!这包括对建筑学及建造操作主体、角色的反思;对当代建筑学愈来愈失去建造本质的反思;对设计过程与方法的反思等等。
注释
① 参见:Paul Oliver. Encyclopedia of Vernacular Architecture of the World,Volume1.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7. Introduction xxiii.
② 参见:[美]查尔斯·詹克斯等编著.当代建筑的理论和宣言,周玉鹏等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P38.
③ 参见:[美]C·亚历山大等.住宅制造,高灵英等译.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2,P14-16.“政府统建”体制由作者根据其文中意思而命名。
④ Super Adobe系统是一种用“泥土袋”通过垒砌而形成穹顶结构房屋的建造体系,这种体系有造价低廉、建设速度快、居住者可以参与自建、物理性能和抗震性能较好等特点。参见:赵紫伶.乡村理想与乡村营造中的建筑师[硕士学位论文]昆明:昆明理工大学,2008.
⑤ 参见:李亦园.人类的视野.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6,P179.
⑥ 参见:欧阳国元.主体·主动·主导——云南地区村落迁移建设研究[硕士学位论文]昆明:昆明理工大学,2007.
⑦ 在当前有关农村问题的研究中,学界一般倾向于提“富余劳动力”而不提“剩余劳动力”。“富余劳动力”既指由于地少人多而形成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也指农耕生产之余以及农闲时所出现的剩余劳动力。
参考文献
[1] 鲁道夫斯基 B.没有建筑师的建筑,林宪德译.台北:大佳出版社,1987.
[2] 拉普卜特 A.宅形与文化,常青,徐菁,李颖春等.建筑工业出版社,2007.
[3] Oliver P. Encyclopedia of Vernacular Architecture of the World,Volume1.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7.
[4] Asquith L,Vellinga M. Vernacular Architecture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Theory,Education and Practice. London,New York:Taylor & Francis,2006.
[5] Hamdi N. Housing without Houses:Participation,Flexibility,Enablement. New York:Van Nostrand Reinhold Company,1991.
[6] Edited by Hatch C. R. The Scope of Social Architecture. New York:Van Nostrand Reinhold Company Inc,1984.
[7] Fathy H. Architecture for the Poor. Chicago and London: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7.
[8] Steele J. An Architecture for People:The Complete Work of Hassan Fathy. London:Thames and Hudson Ltd,1997.
[9] Dean A O. Rural Studio:Samuel Mockbee and an Architecture of Decency. New York:Princeton Architecture Press,2002.
[10] 李亦园.人类的视野.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6.
[11] 王沪宁.当代中国村落家族文化——对中国社会现代化的一项探索.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
[12] 谢弗 R.社会学与生活,刘鹤群,房智慧译.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6.
收稿日期 2008-0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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