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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勘察设计咨询业，你如何看？
建筑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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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2000年，是勘察设计咨询业管理有重大变革的一个年头，尚有哪些不尽人意之处？以下是业内部分专家从自己体会最深的方面，提出了一些引人思考的话题。这些都是目前在体制和机制转轨过程中必然经历的阵痛。面对新世纪，面对一个展新的开始，大家一致认为，有理由相信“走过去，前面是晴天”。
齐康（梁思成建筑奖获得者．东南大学教授）：
梁思成奖是中国授予建筑设计师的最高奖。对这个奖的设立，我感到很高兴，也为建筑师们受到鼓励而由衷地感到自豪。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要让全社会都能尊重建筑师，尊重建筑师的劳动成果。不能否认，在社会上，建筑师的地位是不高的，大师的作品在一些人的眼里似乎并没有比其它的任何东西更有价值，或拆或毁，也不会征求意见。我在南京的几项作品，还是非常受老百姓欢迎的、重要的作品都没有受到保护，我感到非常遗憾。在国外，每当一个工程建成的时候，建筑师总是被视为最有贡献者之一，但是在国内，竣工典礼的时候，都不会想到邀请建筑师参加。这种现象不是设立一个奖什么的就能改变的，需要社会共同的努力。
关肇邺（梁思成建筑奖获得者、清华大学教授）：
我一向怕与新闻记者打交道，主要原因是每一次采访之后，他们写出来的文章都不符合我的原意，不是被曲解了，就是被简化了，更有甚者断章取义，把一些观点强加在我的头上。我们的新闻媒休在对建筑的理解和宣传上做得并不好，有的时候误导了老百姓。
在对建筑的理解上我认为也是这样。建筑与百姓关系最密切的是住宅,其次是商业建筑，但是商业建筑之外还有很多比如文化、体育、纪念性建筑等。但是现在有一种趋势就是所有的建筑都有商业化的倾向。市场经济下，人们的心态和审美观都被商业化了，商业倾向扩展到非商业领域，住宅装修好的标准就是象五星级酒店的套房，图书馆、教学楼等建筑的内装修等很多也是追求不应该有的华丽，如果所有的建筑都几乎变成一种性格，那么建筑对百姓的教化作用又在哪里？有人说，看看一个城市的建筑就知道这个城市的人民在精神方面的追求。从这个角度来讲，建筑师在设计方面可能更增加了另外一方面的责任。
张开济（梁思成建筑奖获得者，北京建筑设计院）：
作为北京的建筑师，对于北京的城市和建筑，我觉得问心有愧。虽然这十年来，北京的城市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仔细看看到底有多少称得上有水准？其它的城市这种现象也很普遍。希望能够少兴土木，多出精品。
张锦秋（梁思成奖获得者，中国建筑西北设计研究院）：
我们的建设方面太缺乏科学决策精神，有很多时候是权力说了算，而说活算数的领导又很少从大众利益的角度来决策，比如太迁就开发商的利益而使得规划无法实现，最后完成的城市四不象的这种现象是非常普遍的。我建议是否可以成立一个非赢利性质的政府的咨询机构，在规划、设计方面代表人民大众的利益，完全按照规划和设想中最好的方法来实现。
魏敦山（梁思成建筑奖获得者，上海建筑设计集团）：
我没有想到会评上梁思成奖，因为老一辈的建筑大师象陈植、汪定曾等都还健在，他们对待设计精益求精的态度是很值得尊敬的，作为他们的学生我心里感觉很不安。应该说我们这一代赶上了改革开放的好的发展机遇。从我从事建筑设计的经历，有几个过程，感觉过去与现在相比有太多的不同。对于现在的年轻一代来说，从设计思路到设计过程都完全异于从前。现在的每一个项目都要经过招投标，为了能中标，采用各种各样的手段，大部分的成本和精力都花在投标上了，做模型、画表现图，只做立面，只在方案的形式上动脑筋，施工详图没有人愿意画。这样下去建筑师的水平如何提高？目前的体制还不是很顺，比如我现在的创作研究室，原意是名人挂牌，有名牌效应，但是还是所有的方案都要参加招投标，并没有体现任何优质优价或名牌的建筑师就可以享受到高设计费和业主直接委托的待遇。
程泰宁（设计大师，杭州市建筑设计院总建筑师）：
目前的改革很多院都在为了体现公平而实行人人持股，其实人人有股相当于变相的大锅饭，改革也就是换汤不换药。现在也有不少单位改为企业，一切与原来也没有太明显的变化。所以改制并不是表面形式问题，而是要从根本上从体制到机制都要有一个彻底的改变。现在各设计院也不是不想改，WTO的冲击，大家都感觉到了，但是小小的改良是不起作用的，比如各院成立名人事务所，又不给特别的政策，也没有全新运作方式，最后结果是一样的。我在杭州院成立了研究室，现在成了人才培训基地，来一个培养好了就飞走了，这样下去怎么办？
新出台的招投标管理办法中规定有一些工程可以不招投标，这该是给了我们一线希望，应该有一个详细的规定，哪些可以招标，哪些可以不招标。80％的招投标我都不参加，因为真是没有那么多时间顾顾及，一个项目在手上，要出精品是要花大力气的。更何况现在的评标是几个评标专业户象在赶场子一样，能评出好标吗？
何玉如（设计大师 北京市建筑设计院总建筑师）：
入关以后，中国的设计单位会不会全军覆没？一方面是很多工程都被境外事务所拿走，尤其是上海，近几年比较大的项目几乎都是国外的作品。另一方面是境外公司高薪挖人，大设计院优秀青年骨干流失非常普遍，没有人才的设计院再怎么改也没有前途。这样下去不是得全军覆没了吗？
我们院最近在做国家大剧院的方案修改。当时曾问安德鲁，象这样的工作在法国建成需要多少时间,安德鲁说，设计3年，施工6年，而我们总共安排三年时间，方案一改再改，安德鲁也入乡随俗，开始“三边”了。
胡绍学（设计大师、清华大学设计院）：
目前的设计收费标准比较低，但是压价现象却如此普通。大家都知道这样做不对，那为什么还是有那么多人压价？到底是谁在压价？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来制止压价？今年以来，大家都明显感受到了建筑业形式的好转，设计院的任务都比较饱满，但总的说来队伍总量还是过多，所以竞争激烈压价现象才普遍，但是设计院肯定是不愿压价的，那么低的设计费，还要保证质量，怎能再压价呢？应该明白，是业主在压价，不论是政府投资还是开发商或是私人投资，都要压价，尤其政府投资项目就等于是作贡献，应该由更高一级别的部门下文严禁压价，现在的设计方面的管理法规都是用来限制设计单位的，实际上应该是先管好建设方。
陈宗弼（设计大师，广东省建筑设计院）：
现在象我们这样搞结构的人感觉风险越来越大，责任越来越重，因为实行建筑工程质量责任终身制，建筑设计的风险主要集中在结构设计方面。施工图审查的目标基本上是对着结构的，在施工质量不好或裂缝等问题的出现也是结构的责任。每当有重大工程在施工的时候，工期是几年，就有几年睡不好觉，每当刮台风或地震什么的，晚上从来不敢睡。尤其现在的很多大项目都是国外设计的，他们对国内的地震、防火规范不熟，设计方案形状比较复杂（国为这样容易中标），配结构就很难，但是方案是不能变的，只能想办法解决，有时候有些强制性条文就没法执行。现在国家又鼓励名人搞自己的结构事务所，便实际上没有几个人愿意搞，因为建筑事务所还没有多少，而且活也不容易接，业主压价也很厉害，而结构事务所要当建筑事务所的二传手，在这几个问题上不是难上加难了吗？谁还敢开？
黎佗芬（设计大师，中国建筑西南设计院）：
建设部对设计事务所的发展给予了关注，这是一个方向，也是与国际接轨必须迈出的一步，但是如何搞，因为没有成熟的经验可供参考，大家都在观望，不愿开第一炮。建设部里曾希望在部属的大院中搞几个试点，但大院里的大家们觉得风险太大，没人肯带头。大家对私人事务所的认识就是为了赚钱，而不是从与国际接轨的高度上来认识，在很多方面得不到认同和支持。
大家可能发现眼下退了休的人很吃香，原因一个是境外事务所以及项目建设方高薪聘请他们做顾问，一方面是新开的事务所注册人员不够，借用他们的注册资质，据说现在一个一级注册资质开价一个月1－2千元。现在正处改革的特殊时期，不少人都赶在改企之前退休，针对高薪挖退休人员的情况，一些大院就成立咨询公司或用其它办法留住这批退休的人，不让他们流到外面去，给自己增加对手。这种借用资质的现象也还是很普通的，应该想办法杜绝。
黄星元（设计大师，中国电子工程设计院）：
在设计院中反映规划与设计的矛盾比较突出，设计方案的审批权在规划局，而规划局应该审设计方案的哪些方面，现在不论谁的方案到规划局，负责审批的也不论是哪个级别的，都会在设计方案上批批点点，甚至于窗子怎么开。规划该管的是指标和宏观控制，不应该对方案的细部过多关注。
工业建筑设计的现状比民用还差，象我们电子院，国家正在加快信息产业发展，工程任务很饱满，但效益却很差，一是设计费低，二是大的项目都是外国人做，我们配施工图，他们如果是1000万的设计费，我们只有100万。相差太悬殊，而因为是盖电子院的章，工程的责任还是由我们来负，这其实是不合理的。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我们中国的设计方法也太落后了，不与国际接轨，我们设计的图纸外国人看不懂，不通用，很多大的项目，人家设计出来了，我们连施工图都画不出来，比如香港汇丰银行，如果是我们配合，根本画不出施工图。所以不谈设计费，多与国外事务所配合工程，向别人学习，向国际标准学习还是很有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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