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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窗杂记之再看风水
窦 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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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事真是无奇不有。杨利伟乘着神舟号飞船到宇宙空间逛了一趟回来了，人民大会堂里却开了个“国际易学家”们的会，大吹了“风水术”，而且听说还有人建议把风水术拿去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如果竟真的如此照办，那么，以后编辞书的时候，“出洋相”这一条就有了最恰当的例子了。
记得十几二十年来，我曾经对“风水术”说过几次大不敬的话，承蒙“学院派风水大师”不弃，拿我当做“不学无术”的样版，时时予以指教。为答谢那些指教，我多次挣扎着看一些风水术数的“原典”，每次下乡，也都不忘向村子里的阴阳先生和坐在墙根晒太阳的父老们求教。但因为缺少“慧根”，冥顽不灵，一直没有体会到“顿悟”的畅快，反倒把风水术数越来越看扁了。
那些风水术的“原典”，虽然荒唐，但有一些还不失蒙昧的朴实。在强大的社会力量和自然力量之前，软弱无力，束手无策，只得“听天由命”的人们，在风水术数中表达了追求好一点的生活状态的愿望，也能教人感动。
但是，当今的一些“学院派风水大师”，动用了“天人合一”的“哲理”、“宇宙气扬”的“科学”以及综合天文、地理、生态、地质、环保、心理、伦理、建筑设计、聚落规划、人居环境等等当代最先进学术思想的智慧，却只教人觉得滑稽，想用一千年前最富有想像力的诗人苏东坡的话：“不知人间学府，今夕是何年？”
人民大会堂的盛会，有什么学术成果，我不大清楚，也无从打听，且等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时候再领教。不过近来看了一套十分权威的中国建筑史的大部头书，其中第四卷有专门讲风水术的一节，觉得在现在这个风水术又要出风头的时刻，不妨介绍出来给大家看看。这卷书出版于2001年，这一节专论大约算得上是“学院派风水大师”们比较新的成就了罢。
这一节“风水”，重要的当然是对风水术的基本定性和评价。且看它是怎样定下来的。“风水凝聚着中国古代哲学、科学、美学的智慧、隐含着国人所特有的对天、地、人的真知灼见。有其自身的逻辑关系与因果关系，……它们不是迷信或原始宗教信仰，只不过以神谕或信仰的面目出现而已。”“风水把中国的古老哲学、科学（特别是天文学、地理学）引入建筑，充当着中国哲学、科学与建筑的中介。但在引入的过程中却掺杂着大量的巫术，从而赋予中国建筑以特有的哲理意趣与巫术气息。”“风水作用下的中国传统建筑同样体现着中国古老哲学、科学、巫术礼仪的混合特征。因而风水在建筑学中具有不容忽视的地位与价值。”“在某种意义上说，最初的有关风水理论的书籍便是最早的中国建筑理论书。”“风水在古代特定条件下所创造出来的许多优秀成果，仍可作为今天吸取建筑创作养分的典范，有着永恒的价值……”
看到“以神谕式信仰面目出现”的“掺杂着大量巫术气息”的风水术有这么重大的“永恒的价值”，我们的院士们、大师们、博导们恐怕要面红耳赤，悔不该当年三更灯火五更鸡，苦苦攻读现代科学了罢。——唉！
但是，且慢点儿后悔，在整整十二页十六开的篇幅里，那位作者竟一点都没有论证风水术的“巫术”，也没有论证它的“科学”和“哲学”，因此，他也没有论证为什么风水术“有着永恒的价值”。我现在遇到了二十年来一直遇到的困难，面对的原来是“无物之阵”。但话头既然已经提起，也就只好说下去了。春节假期，闲着也是闲着。
在那一节“风水”里，作者介绍了形法（江西形势宗）的主要内容，即“觅龙、察砂、观水、点穴”。行文很简约，没有一句涉及科学、哲学、美学，也没有一句涉及巫术。例如“觅龙”一段里讲到“观势喝形，定吉凶衰旺”，这本来是一个可以论证一下风水术究竟是巫术还是科学的问题，但作者只说：“所谓喝形就是凭直觉本能将山比作某种生肖动物，如狮、龟、蛇、凤等，并将生肖动物所隐喻的吉凶与人的吉凶衰旺相联系，……借助动物与自然建立关系从而确定人的居住位置。”撇开巫术、哲学和科学不论，列位看官，你们什么时候听说过狮、象、龟、凤是“生肖动物”？六十多年前我读中学的时候，大家开玩笑叫跑得慢的同学是属鸭子的，现在一个甲子过去，没料到又出了属狮、象、龟、凤的了。再说，什么时候有过生肖动物隐喻吉凶的说法呢？
说完江西派的形法，作者又说福建派的理法。理法是一个师傅的一个传手，连阴阳师们自己也弄不清、玩不转的，所以基本上衰退了，只剩下一些符咒掐算之类，被形法派阴阳师拿来装神弄鬼。作者写道：“福建派注重的是卦与宅法的结合，用以推算主人凶吉，有较浓的巫术成分”。然后，作者列举了“八宅周书”、“紫元飞白”、“阳宅三要”与“阳宅六事”几种理法。前两种都是以主人的命相和宅的坐向、卦位来推定某宅于某人是凶是吉的。至于第三、第四种，作者说，就是以房、门、灶为主要元素或者以门、灶、井、路、厕、碓、磨为主要元素进行住宅布置的，“颇似于今天的住宅平面布置。”然后，作者说，这“三要”和“六事”，“可追溯至古代原始崇拜中的五祀”。其实，列位看官在讲“五祀”的《礼记》和《白虎通》里，无论是原文还是郑玄注，都找不到类似于住宅平面布置或者可以教人联想到平面布置的话。
作者在这一段的最后着重地说：“总之，理法中杂有大量的玄虚荒诞的内容，但也不能将之全部归结为迷信。”为什么“不能”呢？有“哲学”吗？有“科学”吗？是生态学、气象学、环境学、天文学、地质学还是“宇宙气场”、“粒子流”？作者竟“不着一字”，可惜并没有“尽得风流”。
所以，无论是从作者对形法还是对理法的介绍上，读者都根本不可能理解为什么作者在后面能得出风水“充当着中国哲学、科学与建筑的中介”的结论，而而且凭什么质问“谁不会对风水发出由衷的感叹？”
或许这种评价是从这节风水的第二部分里引出来的，这部分里作者举出了两个风水术的“成功”例子。
第一个例子是明光宗的庆陵的选址。庆陵在营建过程中改变了布局，作者引用大学士刘一燝的话说：“新寝营建规制……形家以为至尊至贵之妙，不可剥削尺寸。”作者感叹道：“我们今天考察十三陵，其四周山岭环抱气势雄广，不得不佩服风水选址的成功，及建筑与环境艺术运用得无与伦比的高超。”但是，明光宗于1620年即位，当年死掉，庆陵是熹宗天启年间完成的，二十来年之后，崇祯皇帝就在煤山东麓的“歪脖子树”上吊死了。谁都知道，皇帝陵寝选址布局的“成功”与否，决定于它的风水是不是有利于“国祚绵长、世代罔替”，“至尊至贵”的子子孙孙们能不能一个个安坐在御座上“君临天下”。而这位作者所“不得不佩服”的“风水选址的成功”是“山岭环抱气势雄广”，完全是文不对题，可以说和万岁爷们“不一条心”罢。
第二个例子也是文不对题。皖南黟县的宏村，原来村里没有河，明初永乐时候，听风水师建议在村子中央挖了一个大大的水池叫月塘。认为这样就能“定主甲科，延绵万亿，子孙千家”。一百五六十年之后，万历年间，又因为只有“内阳之水”还不足以保佑子孙逢凶化吉，于是在村子南侧又挖了一个南湖，作为“中阳之水以避邪”。事实很明白，挖月塘是为了子孙繁衍，而且多中科甲，开南湖是为了避邪。那么，风水术是否成功，就得看人口情况和科名情况了。但这位作者却写道：“月塘之水顺流而下，筑堤围成南湖，不但增加了贮备水量，也点缀了村景，成为村中最美的游息地。两塘之设，一举多得，十分成功。”又一次自说自话！
此成功非彼成功，两个例子，都是作者把自己的成功强加到阴阳师的头上，如此写作，实在是太草率、太随意了。用这种“方法”，可以论证任何东西的“永恒的价值”。而且，作者眼中的“成功”，在两个例子里都主要是视觉效果，这是当今一般建筑师典型的价值观，既说不上“科学”，也说不上“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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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节“风水”，第二部分的标题是“风水对明代建筑的影响”，只提时代，是因为它是一套五卷本煌煌大著的第四卷，写的是中国元明两代的建筑。这部分的第一条，叫“对选址的影响”。这个题目是“学院派风水大师”们无一例外地都最爱写写说说的，有时候，大师们甚至把选址当作风水术的全部，并且根据这一点来评价风水术的天文学、地理学、生态学、环境学、景观学、地质学、生理学、心理学和“宇宙气场”、“粒子流”等等“科学”、“哲学”和“美学”的“伟大成就”和“永恒价值”，当然不限于明代。
在这部书的这一节的这一部分的这一条里，作者写道：“相地选址一直是风水术的主题和首要使命，”“不仅村落受风水控制进行选址，城市选址大多也参考风水的原理。”
这种“选址观”是违反起码的常识的。古人，老祖宗，给村落选址是为了在这块土地上生存下来，选址的首要条件当然是看这块地方是不是有支持他们和子孙们生存的条件，而不是“四灵守中”、“来龙翔舞”或者“建筑与山水间的和谐，”更不理会“现代格式塔心理学告诉我们”些什么。
农耕文明时代，农民最懂得他们需要什么样的生存环境。在村落选址上，他们远比阴阳师和“学院派风水大师”要聪明得多。
浙江省兰溪市永昌镇的《赵氏宗谱》在“序”里感谢老祖宗选址的眼光，说永昌镇（从前是村）“田连阡陌，坦坦平夷，泗泽交流，滔滔不绝”，这便是说耕地广阔，水源丰沛。有水有土，就活得下去。接着说，永昌“山可樵、水可流、岩可登、泉可汲、寺可游、亭可观、田可耕、市可易。”无论是生产还是生活，永昌的环境都是够优裕的了。这篇“序”写出了在广大农村里实际被普遍遵循的聚落选址的基本原则。
福建、广东一带的丘陵地区，水浇田比较珍贵，所以许多村落都挤在山脚台地上，让出一个个小盆地中央水源充足的好田供农业生产。反过来，村落里也可以少一点潮气，利于健康。例如福建省福安县的楼下村和广东省梅县的侨乡村（原寺前排、高田、塘肚三村）。
浙江省一些农村的选址，除了看水看地之外，还要测一测土壤的优劣。方法是在初步看中了一块有水有地的新址之后，春天再去种一点五谷，如果连续三年都生长茁壮，籽粒饱满，就是好地方。浙江省永嘉县的林坑村和理只村就是这样选定的。
相似 的办法是，冬季大雪之后去观察，看哪一处雪融化得早，早的便是好地址。雪融得早，说明地温比别处高，日照充足，地表含水量低，在过于潮湿的南方，比较干燥的地方就少一点疫病。谢灵运的次子在永嘉县找到兰台山下建鹤垟村就是用的这个办法。
除农业以外的各种经济活动也会是聚落选址的决定因素。例如永嘉县楠溪江上游的上坳村，位于一条很陡的山岭的北麓，终年不见阳光。它面对黄山溪，基地很狭窄，耕地都零散在溪北的沟沟岔岔里。黄山溪经常发山洪，一发起来，村里水深数尺，为害很大。这个小小的村子竟在如此恶劣的环境里坚持了几百年，理由是，黄山溪上游盛产毛竹，大量外运，外运最廉价有效的方法是编筏流放。黄山溪在上坳村以上水急滩险，不能放筏，村以下便能放筏，而村边恰恰有一片宽阔平静的水面，上游的毛竹用人工扛来，到这里集中，编成筏子再流放。编筏、放筏需要一点经验，上坳人就靠这个行业过日子，还略胜过一般山村。因此他们在这里定居而且坚守到如今。和上坳村相仿佛的还有江西省乐安县的流坑村，不过它经营的不是竹筏而是木筏。
还有一些地点是因为位于水路运输和旱路运输的交会点上，作为水旱转运码头而逐渐形成聚落的，如山西省临县的碛口镇，浙江省仙居县的磻滩镇，江西省婺源县的清华镇，等等。
几条旱路的交会点，渡口、岭根，旧驿站，古兵防驻地等等，都可能发展成为聚落。集后三个性质于一身的是浙江省江山县的廿八都。四川省合江县的尧坝镇，则是位于从泸州到赤水的川盐入黔大路的中点，距两头刚好各是一天的脚程。
一些特殊的自然资源也是形成聚落的重要原因。如瓷窑村、造纸村、某种矿产的坑口村等等。这类聚落的数量也不少。
所以，“村落受风水控制进行选址”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一般情况下，风水师至多在选址确定之后做一点调整，一点禳解，或者编造出一套“阴阳家言”来安抚人心，借以赚几个钱而已。控制选址的，主要只能是生活、生产的需要和安全的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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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风水”一节的作者写道：“风水术已总结出一套有关选择村基的理论，即所谓的：背山面水，山龙昂而秀，水龙围抱，作环状；明堂宽大；水口收藏，关熬（疑为煞）二方无障碍等等。在这种原则的影响下，诸多村落的外部空间呈现出同构的模式，也就是枕山、环水、面屏”。另一些“学院派风水大师”则把“四灵守中”作为中国乡村聚落的普遍模式，从而生发出许多对乡村聚落的景观环境的和谐、完整的赞叹。
风水术士倒确实是把这些模式作为理想的聚落环境之一的。但实际上，符合这些模式的聚落非常之少，因为符合这些模式的环境本来就不多，偶或有之也未必适合于生存发展的需要。各地宗谱里，如那位作者所说，都有些遵从这类模式的风水舆图，但那些绝大多数是宗族的祖坟、阴宅，而并非村落、阳宅。表现村落的“族居图”少而又少，只能偶或一见。这一点作者本来是应该老实说明的。阴宅的选址比村落选址要容易得多，因为所需的条件少，而且，如果认真到现场核对，就能发现，那些舆图有不少是极不准确的，颇有造假的嫌疑。阴阳师歪曲地形地貌，去凑合“模式”，这样，合乎“模式”“同构”的坟地就大大地有了。事实上哪儿有那么多！至于村落选址，毕竟还是首先要考虑生产和生活的实际需要，要的是“可耕、可灌、可汲”，而不是自然环境的均衡、完整、和谐。
村落选址中说得最普遍的是“喝形”。“喝形”也并不是简单的借“生肖动物”来比拟，判定“吉凶衰旺”。常见的“喝形”有卧牛形、伏牛形、牛眼形、牛饮形、龙游形、蟠龙形、双龙翔舞形、虎坐山形、虎下山形、跃虎形、奔马形、飞马形、马鞍形、钗股形、风帆形、张弓形、舞袖形、船头形、旌旗形、旗鼓形、捶鼓形、覆磬形、琵琶形、玉匙形、金盘形，实在是有无穷无尽的“形”，阴阳先生可以随时编造，加上几句或宜或忌的“箝语”就行了。
“箝语”大多文理不通，颠三倒四，杜撰的暗话连篇，反正农村里也没有人懂，甚至没有人打算弄懂，一般的阴阳先生文化水平不高，就凭这种“本事”弄点儿糊口的钱粮而已。宗谱里也常常记下些在乡文人“精研堪舆之术，通晓阴阳易理”，他们大多是落第居家无事可干的闲人，自己连起码的功名都弄不到手，还给人看什么地块朝向能出状元，岂不可笑。至于“哲学”、“科学”或“美学”，更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了。
皖南、江西、福建、浙江、广东的乡下，每个村落都会有一则、两则甚至几则风水故事。冬日负曝，夏夜纳凉，坐在桥头或者路亭里，听故老们兴致勃勃地道来，倒很有趣味。这些故事一般都先说本村的风水原来多么多么好，应该出状元、阁老甚至皇帝。但说到兴高采烈处，长叹一声，说，某山上一块石头滚下来了，某条新开的路冲了某座山头了，某道河闹了一声蛟龙水量小了，以致本来大好的风水坏掉了，村人只好受穷，连个中学生都没有。说得最神的，是在北京坐龙廷的朱元璋（其实他没有到过北京）一天晚上看到南方有一股紫气冲天，大吃一惊，叫刘伯温（他也没有到过北京）掐指一算，算得某省有个地方要出皇帝。于是皇上立时三刻派了御林军一路寻龙脉而来，找到本村的某山上，发现紫气就从祖坟上冒出。御林军赶紧挖开这座祖坟，发现尸休不腐，而且全身已经长满了龙鳞，只待龙睛一开，就要化生为真命天子了。于是御林军立即在坟边挖了一条沟，断了龙脉，第二天尸体就腐烂了。这个村子终于没有出天子。这个最终的结局不知道是不是也已经由风水决定下了，这一点阴阳师是不肯说的，阴阳师总要留下一个迷团才好混。或许这就是所谓“天机不可泄露”罢。阴阳师们有一句行话，叫“风水看隔代”，就是说，风水的吉凶要到第三代才见效。这样至少他自己就混过去了，三代以后的事，谁管得了？几十年里，能“改变”风水吉凶的意外随便就可以说出多少件来。骗骗忠厚而愚昧的农民有什么难的！上当受骗的事多了，农民就不大在乎了，他们爱聊风水，但也是当个故事说说罢了，没有谁认真的，倒是觉得我们这些爱问爱听的人有点儿滑稽。
不过，田夫野老们传说的风水故事，可以教我们知道，在漫长的宗法制农耕文明时代，农民们希望着什么，追求着什么。如果我们真正认真地调查过、分析过，就可以发现，祖坟或者村落的风水所反映出来的，农民们第一个愿望是子孙繁衍。所以，“老蚌含珠”、“美女献花”、“蜂腰”、“男根女阴”这一类“喝形”的数量最多。其次，是希望子孙们“科甲连登”。科甲成就是贫困的农民攀升社会阶梯的惟一道路。取了功名，便可以当官，当了官，那说不尽的好处是大家都知道的，所以，“文笔蘸墨”、“文房四宝”这一类“喝形”也不少，如果风水在这方面有缺陷，还可以采用在村子的巽位造文峰塔或者文昌阁这类办法来补救。
许许多多现实的因素都是人们选择定居点的根本原因，形成聚落以后，在民智未开的农耕时代，还需要一种超自然的信仰或迷信来加强人们对所居住的地点的信心，这就是风水。阴阳家们编造出一些说法，使人们相信，山、水、地形等等自然因素能够决定居住在某方土地上的人们的吉凶祸福，他们要说服人们，经他们选择或稍加发行过的环境是一方“吉壤”，只要老老实实在这里居住下去，就能子孙繁昌，从而培养居民对这块土地的依赖心理甚至眷恋。迷信命运，这是专制统治者希望于民众的；依恋土地，这是宗族的稳定和团结所需要的。因此，特别重视风水的，主要是南方各省以血缘村落为主的农村社会。在宗族共同体遭严重破坏的北方地区，风水就不很受重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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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杂记已经太过于冗长，本来早该收场，但写到这里，还有几件事要说一说。虽是零碎，因为“学院派风水大师”常常提起，不得不再噜苏一番。
第一件要从那个“四灵守中”说起。所谓“四灵守中”，就是风水著作《阳宅十书》在“宅外形第一”那节里说的：“凡宅左有流水谓之青龙，右有长道谓之白虎，前有汙池谓之朱雀，后有丘陵谓之玄武，为最贵地。”“四灵守中”的另一种诠释是说：村落背后有祖山、少祖山，前面有朝山、案山，左右有浅阜长冈，叫龙砂、虎砂。前面已经说过，这两种理想的环境其实很少，何况还要首先满足“学院派风水大师”从来不屑提起的“可耕”、“可樵”、“可灌”、“可汲”这些生产与生活所必须的条件，因此符合“四灵守中”模式的村落就更加凤毛麟角了。《阳宅十书》说这种环境“为最贵地”，意思之一应该就是它稀少。但那一本《风水理论研究》里，一位先生紧接在这句“为最贵地”之后却说，“现实生活中有许多这方面的例子。”大概是他眼中这种村落太多了罢，他连一个例子都懒得举。既然“有许多”，那么，“四灵守中”之地还有什么可贵呢？岂不闻物以稀为贵乎？这位先生接着说：“对于农耕居民而言，养殖用的水池，丘陵上的竹木，洗涤用的流水，方便的交通都具有实际的生产生活价值。这种理想的住宅环境（即“四灵守中”）不正是对生活需要的理论升华吗？”这位先生倒是极难得地提到了“生产生活”，但是，他大事赞赏风水为“天人合一”的“有机的自然观”，不知为什么却忘记了风水是极重视前后左右这种方位方向的，没有方位方向就排除了罗经在风水术中的作用，就没有风水术。这似乎是要说说风水术的人的起码常识。所以，这位先生的议论，也是“文不对题”。
几位“学院派风水大师”拿这个模式大做文章，说这种环境如何有安全感、有均衡感，有“天人合一”的和谐感、有“中庸之道”的传统文化精髓。又一次，他们只着眼于建筑师最习惯的视觉感受，而不去了解对象的实质。因此犯了“文不对题”的毛病，就像那位“风水”一节的作者赞美永陵的“选址成功”一样。
这里就应该弄明白“四灵守中”作为“最贵地”的真实意义，也就是本质性的意义，它“贵”在何处？原来它是大权势的象征。《礼记·曲礼上第一》里有一段话：“行，前朱雀而后玄武，左青龙而右白虎，招摇在上，急缮其怒。进退有度，左右有局，各司其局。”说的是大权势者出行的时候，旌旗招摇，神气飞扬，前后左右的队伍在旗上各绣四灵之一，作为部队的标志。指挥之下，队伍严整有序，职责分明。这个场面烘托出大权势者的威风，一个村子的环境如果能比附上这种形局，那就会出这等大人物，当然这风水就“贵”得不得了了。这模式追求的是当“人上人”，而不是“天人合一”和“中庸之道”。
第二件要说的是那个“反弓水”和“玉带水”，就是在河流的弯曲处，村落选址应在弧线内侧（汭位）而不可在外侧。所谓“水抱边、可寻地；水反边，不可下。”现代的“学院派风水大师”屡屡拿这一条作为风水术的科学性的证据，因为河弯的弧形外侧是冲蚀岸，容易坍塌，而弧线内侧为沉积岸，比较安全，可见古代阴阳师颇有地理、地质学的见识云云。
其实这也是“文不对题”。风水术，尤其是江西派的形法（形势宗），总要拿地理环境的“形”来立说。弯曲的河道从“水反边”看，像一张弓，所以叫“反弓水”，从“水抱边”看，像大官们蟒袍腰际的玉带，所以叫“玉带水”。在“水反边”造房子，就暴露在弓箭放射的方向上，会中箭而伤亡，不吉。相反，在“水抱边”造房子，河道像玉带缠腰，村子里必然要出高官，岂不是上上大吉。
这并非我的杜撰或臆测，有书为证。《阳宅十书》写道：“门前若有玉带水，高官必定容易起，出入代代读书声，荣显富贵耀门闾。”《地理五诀》则说：“玉带缠腰，贵如裴度”。此玉带与彼玉带合二为一了。
建村落于“汭位”，首先是喜爱“玉带”的象征意义，而不是它比较安全，这说法至少有两个证明。一个是，在江西和福建，在没有弯曲的河道的地方，也就是没有“玉带水”的地方，住宅院的水一般都从大门台阶的右侧排出，环形绕过门前台阶，流向大门左侧再排走。就是说，利用地表水在宅前造成一段微形“玉带水”，那末“高官必定容易起”了。另一个是，村里的巷道，如果有弧形段落，位于外侧“弓背”的住宅可不能直接向巷道开门，以避免弯弓搭箭，射坏了一家子的命。而弧形巷道的外侧并不像弧形河道的反弓岸那样会有什么冲蚀的危险或其他的危险。
第三个要说的问题是关于“水口”。当今的“学院派风水大师”和一些建筑研究者，都发现，在南方一些村子里，水口建筑群是非常美的，不但有山、有水、有树，而且建筑也有楼有阁、有桥有庙、参参差差，玲玲珑珑，而水口是风水因素，因此，风水术等于景观学、生态学、建筑学、规划学等等的说法就“油然”而生。
那本大著作的“风水”一节里，就有专门一段写“水口”，说它是“风水对环境处理的独特成就。”这其实又是一次文不对题，是把建筑师的观念强加给风水师。
景观优美的水口大多在南方丘陵地区，在那里，有不少村落位于不大的盆地之中，“水口者，一方众水所总出处也，”（缪希雍：《葬经翼》）也就是小盆地里流水的总出口。按风水术的说法，水是财的象征，财对村民当然有极大的意义，不可轻易流失，所以，水口要“关锁”，就是最好有狮山象山或龟山蛇山隔岸相对，把水流逼得打一个弯。这样，水就不是无情地“一泻无余”，而是显出“去水依依”的情态。但去水是不能真正堵塞的，所以，就要用庙宇、亭阁、桥梁、水碓、文笔和树木等等来共同掩蔽水口，象征性地加强关锁。传为朱熹所著的风水书《雪心赋》说：“去水最怕直流”，“水口之地贵于有关栏，不见去水为妙”。若“水口关栏不重叠，而易成易败。”何聪明注：“水口之地贵于有关栏，不见去水为妙。若关栏之沙（低山）有，而不重叠紧闭，仍见去水，则主易成而也易败，发福不能常远也。”为什么要用庙宇、文阁之类去加强关锁水口，因为“钟鼓相惊，恐居之不安”，为免法事、道场等等扰民，所以要把它们造在村外。既然水口需要关锁，当然，如《雪心赋》所说：“坛庙必居水口”为最佳选择。
江西《芳溪熊氏青云塔志》记载“水口之间宜有高峰耸峙，所以贮财源而兴文运者也……自雍正乙卯岁依形家之理于洪源、长塍二水交汇之际特起文阁以镇之，又得万年桥笼其秀，万述桥砥其流，于是财源之茂，人文之举，连绵科甲”。青云塔就是文峰塔，文阁就是文昌阁或魁星楼，都主文运。芳溪四面皆山，水口既是小盆地，众水的总出口，当然地势最低，风水术认为，在最低处造塔或阁提一提势，就能兴文运，大发科甲。所以文峰塔和文昌阁多造在水口。
这就是风水术数关于水口的说法。风水术从来不讲建筑群或建筑物的规划和设计。水口既然有水有山有几百年的老树，加以桥、亭、庙、塔这些建筑物等级比较高，体形变化大，形式又自由，当然水口建筑群就容易活泼、丰富、多变。加以水口又是一村的入口，一村的门面，村人不免要仔细经营，那些特别美的水口建筑群，都要归功于“劳动人民的创造”，而和风水术并没有直接的关系。事实上，不特别美的还占着老大的多数。把一些优美的水口建筑群看作风水术在景观、生态、规划和设计上的成就，是毫无道理的。
第四个要说的问题是，既然“学院派风水大师”们要把风水术说成是“科学”、“哲学”、“巫术”的三结合，那么，起码风水大师们自己得注意在学术工作里讲点儿科学精神。立论的时候概念要明确，推理要合乎逻辑，论述要严谨。前面已经提到过，大部头中国建筑史第四卷的“风水”一节的作者，含含糊糊把宗谱里的祖坟阴宅图充作村落阳宅图来立论，这里不必再去说它，只作两点补充。第一点是，他说：“平源地区则属于‘洋法’，所谓洋法，是以水为龙，坐实向虚，得水为止，于是这类地区的村落外部空间模式为：‘背水、面街、人家’。如江苏、浙江一带村镇均呈此种家家尽枕河的格局。”这一段话有意思不明确的地方，用“于是”连缀的推理句式怎么能成立，也姑且置而不论。但必须指出，这段话里有一个“均”，一个“家家”，用了两层全称肯定判断，则离事实太远。江苏、浙江，只有一些位于河网地区的城市和比较大的镇，如苏州、绍兴、温州、周庄、乌镇、西塘等，才可以用诗人的语言夸张地说“家家尽枕河”。这样的城镇，在江浙两省也为数不多。而所谓“枕河”，照作者的意思，就是“背水、面街”，那也离实际情况很远。在那些城镇里，事实上是有大量的“人家”既面街又面水的，街沿河岸走；甚至有些人家是“面河背巷”的，河就是街，河里小船来来往往，卖些针头线脑、油盐酱醋，也会回收些鸡毛蒜皮，破铜烂铁。至于丘陵地区的村落，也有引山水进村，形成街巷—沟渠网的。沟渠既供流水又排废水，住宅里用水、排水的环节主要在厨房，而厨房多在住宅后部，所以住宅多以后部临渠，便有了“背水枕流”的情况。但也不是“家家”如此。历史著作，总以少用诗人语言为好。而且无论是河网地区的一些城镇还是丘陵地区的一些村落，前面所说的情况都是出于实实在在的生活需要和自然条件，与风水术并没有关系，如果哪位阴阳先生说过或者写过些什么，也不过是捡现成讨便宜而已。
第二点，那一节书的作者写道：“风水忌讳住宅背众，而要与其他房屋朝向保持一致。对于屋前空地不能两边低而自己独高，过低又不行，只能是人高而已略低。其实是‘中庸’思想的体现，利用风水吉凶来有效地达到目的，从而调节了住宅组团之间的空间关系，使众多住宅自发地趋向秩序化的格局。”我不得不坦白交待，我实在看不懂这番话。不但搞不清“中庸”和“自发地”这些“哲学”内涵，而且搞不清它所叙述的情况究竟是什么样的。经过反覆苦思，隐隐约约猜度，倒生出了或许可能存在的疑问：如果家家都采取“人高而己略低”的方针，我就会困感地问，那么谁家在略高的地方造屋呀！最后岂不是只有一家住宅才造得成？而且，下雨天怎么排水呀？事实对这条中庸哲理是不大恭敬的，如果在山坡上，多数村落会先在低处造房子，然后陆陆续续往高处造；如果在比较平坦的地方，一些村落会先做一个“竖向设计”，处理好排水问题。这并不难，就像农民们都会处理好水稻田排灌的“竖向设计”一样。有些有条件的村落会在建屋之前先引水进村形成街巷—沟渠网，除了方便生活之外，更重要的倒是为了确定街巷坡度走向，解决雨水排出的问题。用水来“取平”这是有关建筑的古籍里早就提到过的。所以东南沿海各省的古村，台风一来，暴雨倾盆而下，但村里并不积水。倒是现在，古村落里造起几幢白瓷砖新楼之后，破坏了几百年用之有效的排水系统和街巷坡度，雨后积水长期排不出去，成了墨绿色的臭塘，蛤蟆乱叫。就是为了排除雨水，在看起来似乎相当平坦的地方的古村落，街巷也大都是弯弯曲曲，各幢房屋不见得都因为“风水忌讳住宅背众，而要与其他房屋朝向保持一致”。只要给这些古村落做一个测量图，就能发现，村里的街巷网是和水稻田里的田塍网一样的。水田要自流地灌水排水，受小地形影响，田塍哪有笔直的，街巷也一样。凡与生活和生产有直接关系的事和物，决定它们的都是实实在在的原因，风水和中庸之道的哲学根本起不了决定的作用，哪里能控制村子的选址、布局！
关于这最后一个问题我还要再说最后一个例子。在前面提到过的那本《风水理论研究》里的“代前言”有两句话，第一句是：“风水形势说的理论，既具有严密精审的科学性，更具有表述精炼、富于辩证的特质，并不稍逊于当代相关理论”。相隔不过八行，它又说：“风水理论也同一切传统学术一样，没有也不可能摆脱迷信的桎梏和羁绊，没有也不可发展成为完全科学的理论体系”。这两段话能并存吗？“没有也不可能摆脱迷信的桎梏和羁绊”的风水能“具有严密精审的科学性”吗？这是开玩笑呢还是说正经话呢？
最后，奉告几位“学院派风水大师”们，近年来各位兴致勃勃地谈论诸葛“八卦村”和俞源“二十八宿”村，那是上了大当。那两个蛊惑人心的“发现”，其实是20世纪90年代后期才编造出来的谎话。什么人编的，什么情况下编的，为什么要编，编了之后得了点什么“好处”，我都一清二楚。哪位有兴趣，我可以详细奉告，毫无保留。
2005年春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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