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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低收入者社区的话题
郑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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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 a strong economy, a cruel irony: we actually have the greatest need for affordable housing in the nation’s history.”
——Andrew Cuomo, Secretary of the U.S.Department of Housing and Urban Development
“Designing for the lifestyles of the poor requires every bit as much,if not more,of an architect’s attention as designing for the rich.”
———Michael Pyatok,FAIA
ATD杂志约我做本月话题的主持人，我很荣幸。话题是谈话的题目，在于引起大家的兴趣和关注，激发建设性的意见。这个话题是关于城市中一些习以为常却发人深省的现象，作为城市的管理者、建设者、设计师、普通市民都可以从不同角度来关注它。既是谈话，我想以漫谈的方式来写这篇文章。
在城市里走一走，你就会发现,现在的房地产开发越来越重视住宅的设计，往往一个项目设计大师云集，住宅档次越来越高，相比以前简陋的居住条件，有了很大的改善。不过，城市里一个个明星楼盘高贵的围墙外面,却不乏肮脏、拥挤、嘈杂的低收入者聚居的社区，而且规模越来越大。两相毗邻，很令人震动。当然一个社会不免有贫富之分，对于居住在那里的人们，应该说栖身之所是有了，但是谈到居住的权力，他们的境况的确令人难以释怀。
改革开放以前，中国人大都囊中羞涩，靠政府、单位分配住房，能排上队已很幸运，还要看能否在复杂的计算公式中得到高分。记得上大学时，有不少大学老师已经年过四十，还挤在结婚时分的“鸳鸯房”里，自嘲为“老鸳鸯”。短短二十多年过去了，中国已经令世界刮目相看，住房自然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政府也把房地产发展当作刺激经济的一项重要国策，各大城市都实行了货币分房制度，把住房推向市场化。近年来，房地产在高额利润的刺激下有过热的趋势，住宅越建越豪华，甚至于出现过亿的别墅，五万元一张的“购房入场券”，斥巨资建成的大型“生态”园林，几十万元一棵的名贵树木……相比之下，贫富的差距也越来越大。相对于新的富裕阶层，新的城市低收入阶层也在形成，他们是城市里最一般的小职员、工人、服务业员工、小商贩、打工者，受教育水平低，专业技能差，他们处于收入底层，虽然是一个庞大的人群，生活的境况却往往被忽视。这里说的低收入人群在各个城市的收入界定不同，一般指月收入在1000元左右。有统计报告显示，我国城市的中低收入家庭占城市家庭总量的60%～80%，一般来说，中等收入家庭指年平均收入在当地居民收入平均值的80%～120%，低收入家庭指年平均收入在当地居民收入平均值的50%～80%。例如北京社科院今年完成的一份《居民生活质量研究报告》里，北京城区48.6%的在职人员收入在1000～2000元之间，40.3%的人月收入在1000元以下，所占的人口比例相当大，未来10年将是我国中低收入住宅需求的高峰。
虽然各个城市的情况和政策都有区别，低收入者的居住状况却大都令人担忧，这些年商品房空置率一直不低，但价格可观，对于低收入阶层来说还是望楼兴叹。另一方面，政府的“经济适用房”本意是解决城市里中低收入者的居住问题，但是在许多大城市里，经济适用房却被高收入的人买走，许多媒体展开了“谁买走了经济适用房？”的讨论，政府投入了大量的财力、物力，还是没有解决多少低收入者的居住问题；至于一些城市的政府廉租房，因为门槛高，量少，真正受惠的低收入者并不多。因此在经济压力下，他们聚居在最廉价、最低档的社区里，这些社区陈旧不堪，居住条件落后，治安混乱，严重缺乏社区配套、活动空间，居住者往往只是把这里当作临时的栖身之所，同时又会因为安全、噪声、配套等原因频频搬家，感觉在城市里飘荡不定，更缺乏对生活社区的认同。比较典型的例子是广东沿海发展较快的区域，大量人口涌入新兴城市，政府一时难以解决这些人的居住问题，使得许多在城市化过程中被城市版图覆盖的原有村镇，因为地段交通方便，租金低廉，成了低收入者聚居区。广州的138个“城中村”、珠海的26个“城中村”以及深圳东莞等城市的大量“城中村”中有相当一部分成了城市的低收入者聚居区。我认识的一些朋友，背景经历不同，但曾在屋村居住过是他们谋生经历的共同之处。我走访了我居住的城市几个典型的“屋村”，这些村落大都人口密集、管理差或者根本无人管理，建筑拥挤、生活设施陈旧、配套严重不足，环境恶劣，垃圾污水到处都是，加上原住民觉得有利可图，钻政策的空子加建严重，一幢幢建筑像一排排木桩般密不透风，俗称“牵手楼”。这些楼在防火、防疫方面存在很多问题，特别是经过SARS，屋村的卫生条件更加令人担心；治安也是这些屋村的大问题，租住的人许多有被偷盗的经历，我的一个朋友说起他在屋村被偷三次的经历，表情淡然，似乎是司空见惯的事了；深圳一位报社的朋友谈起他们报道的城市犯罪大都和屋村有关，这里滋生各种犯罪，许多不法分子钻管理不善的空子，往往把租屋作为贩毒、抢劫、卖淫的据点。想一想来城市谋求发展的人，却不得不担心与这些人生活在一起，是怎样一种状况？当我们城市的主立面越来越美化的时候，走进散布其中的这一块块异化的“组织”，的确像报纸电视上所称的城市的“毒瘤”，它的毒素不仅仅在于对城市形象的败坏，还带来大量的社会问题、环境问题，对城市发展空间造成局限，更降低周边土地物业的价值。
其实，如果对比欧美国家的情况，你会发现许多国家在六、七十年代甚至更早都出现过相似的问题，造成过区域衰败的现象。这些严重后果促使他们纷纷采取措施改善低收入者的居住状况。中国目前正处在一个高速发展的阶段，这一现象的出现有它的必然性，却是不容忽视的。那么，中国城市低收入者的居住状况具体的原因何在？我想主要有几个方面：一是城市化进程加快，带来城市人口的高增长。“十五”期间我国每年新增城市人口1500万，每年城镇化率提高1%，将有更多的非城市人口进入城市，成为城市里的创业起步阶层；二是近年的城市结构转型，产业调整，国企改革，也给城市带来了新的贫困人口；三是城市高速发展需要大量廉价劳动力，从而吸引周边及内地贫困地区的打工者，加入低收入阶层；四是城市中的贫富差距在拉大。拥有资本可以创造更大利润，最初的资本积累却是漫长的，造成的贫富差距包括对城市资源的占有差距；五是和欧美先进国家的高税收、高福利制度相比，中国目前还没有形成一套让富人回馈社会、让社会资助穷人的成熟制度和机构，何况即使在发达国家，缩小贫富差距仍然是一大社会问题，美国目前住在贫民窟里的人仍然占全国人口的8%。
究竟低收入者居住问题在今天的中国城市有多重要？事实上，低收入者在城市里工作生活，抚养家庭，不论户口在哪里，他们已经成为城市人口的一部分了。虽然他们不能融入城市的主流，城市人称他们为“打工的”、“外来人口”，期望这样他们的生活状况、行为形象与城市无关，而仅仅是一种外加的干扰，其实他们对城市生活的影响，对城市形象的影响超乎你的想象，正如一篇文章里提到的：“边缘人群与市民一样需要公共物品，在主流社会的公共空间尚无法吸收他们的情况下，应该帮助他们在法制的基础上建立自己的公共生活，否则黑社会这类组织便会填补这个空缺。这又反过来使主流社会更认为他们的公共生活有害并加以阻碍，那就形成恶性循环了。” 中国城市化过程才刚刚开始，会有更多的人加入低收入阶层，这一庞大人群能否在城市中找到健康安全的居所，抚养教育他们的子女，与不同收入阶层的人同样自尊体面地生活，实在是社会更文明、更人性的表现，并且关系到社会的稳定，城市的健康发展，关系到这一阶层的人群对社会的认同，对自身未来所持的态度。如果低收入者的居住问题不能得到有效改善，未来更多的新移民不能得到妥善的安置，那么，象许多欧美国家所经历所头疼的一样，五年、十年之后，那些环境不断恶化的低收入社区将严重影响城市形象，造成治安危机，犯罪率升高，相邻的城市中心区衰败，富人区和大公司纷纷搬离，区域失去活力。到那时再来补救会面临更大的困难，一些欧美国家在其后的城市复兴计划中很大的一个负担就是改善低收入社区的居住环境和配套。
在中国，这个问题可以说才刚刚凸现，政府也开始关注低收入者居住的需求和品质问题。从1998年开始大力倡导建设经济适用房以来，针对政策推行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国家计委、建设部又制定了《经济适用房价格管理办法》，从2003年1月1日正式实施，以界定真正受惠这项政策的人群。另外，自1986年首家住宅合作社在上海成立，至今国内已形成5000多个住宅合作社，有一些相当活跃，象去年北京政华住宅合作社集资兴建的政华家园、政馨家园两个集资房社区售价相当于同期市场价的70% ，很受老百姓欢迎。廉租房制度也在国内一些城市试着推行。许多城市的政府机构都把危旧房屋改造作为一项重点工作。2002年初，由中国建筑学会举办了一次经济适用房设计方案竞赛活动，把对低收入社区的规划和设计作为一大课题来研究，关注中低收入人群的居住品质。这些令人欣慰的举措给城市低收入者带来希望，不过，了解他们的现状，你就会发现这些关注和措施还远远不够，相关的政策需要有力的措施保护；城市还缺乏一套成熟的机制促进官方和非营利机构为低收入社区提供长期的建设及维护的支持；危旧房改造例如广东的“城中村改造”改善了城市面貌，但是要根本解决原有居民的居住问题，还有赖于为他们提供能够负担的居所；受市场的牵制，开发商和设计师也较少关注低收入社区的居住品质……
要想有效地改善现状，最直接的莫过于借鉴成熟的经验。经过三四十年的实践，欧美一些发达国家在这方面已经形成了一套相对完善、行之有效的政策和执行机制，除了有一系列廉租房、鼓励贷款购房、品种多样化等住宅政策，还有一批非赢利的机构形成网络覆盖许多城市，协助政府提供开发的资金和技术资源渠道，支持低收入社区的建设，象美国的LISC机构（Local Initiatives Support Corporation），作为全国900多个住区合作社和基金会的协调人，组织技术、资金，协助各地的社区开发合作社CDCs（Community Development Corporations）推动低收入社区开发和持续更新计划；同样在加拿大，象CMHC（ Canada Mortgage and Housing Corp.）这样的机构也是全国性的非赢利机构，它与加拿大住宅产业部合作促进加拿大低收入者住宅的设计、开发和运作，被称为加拿大住宅发展的领跑者。这些机构工作的重点在于协调资源，提供支持，把政府的住房政策落到实处。其他发达国家象澳大利亚、德国，都有相当完备和规范的住房政策。同时，许多学术机构也把这个问题作为专题研究，例如美国伊利诺大学就把美洲成功的低收入住宅设计范例请专家评审汇集成册，并建立网站供各种组织和个人免费查询，并结合芝加哥的城市规划研究低收入住宅的政策和设计。今年五月在密执根大学召开的“欧美低收入者住宅及混合社区发展经验交流会议”由密执根州住宅发展局和密执根大学欧洲联合中心举办，这次会议提出，“低收入混合社区”已经成为欧美重要的公共政策课题，它致力于研究如何平衡低收入社区各方面的需求，包括充足的可支付的居住单元、完善的配套设施、社会服务和生活品质。“混合社区”理念的提出，是经历了很长时期不断研究的结果，很值得我们在现阶段学习和借鉴。
另一方面值得我们借鉴的是对低收入社区的规划和设计的高度重视，而这正是在我们的低收入社区发展中被轻视的一面。在美国政府部门的低收入住宅设计顾问的网页上，把低收入社区的设计当作建立起一个好社区至关重要的方面，认为一个社区是受欢迎还是缺乏认同感，是越来越衰败还是成为居民心中的财富被珍视，是人们长久抱怨的对象还是提供了舒适、安全、向上的居住氛围，最重要的区别在于设计。其实，说到为普通百姓设计住宅，应该是许多令人敬佩的设计前辈们的社会理想，建筑大师柯布西耶在30年代就说过：“为普通而平常的人设计普通而平常的住宅是时代的标志。”他的马赛公寓成为低收入住宅的设计典范。现在，许多欧美城市的政府部门和学术机构通过网络建立低收入住宅设计的咨询体系，并把成功的范例收集起来，对低收入住宅设计的原则进行总结，成为公众随时可以获取的信息。在美国，有一批致力于低收入住宅设计的建筑师受到社会的尊重，加州奥克兰的建筑师Michael Pyatok可以说是美国最著名的低收入住宅设计师之一，他以对穷人生活的关注和不懈的努力赢得了无数的设计奖项，包括2000年获得的莱维斯奖，表彰其长期为低收入社区设计的社会责任感。《大西洋月刊》评论他“在有限的预算下能够创造出舒适的居住空间，安全友善的内部庭院和有吸引力的外部环境。”而最发人深省的还是Michael Pyatok的一段话：“建筑师为穷人们设计所应付出的心血，一点也不应少于（如果不是更多的话）为富人们设计时所投入的一切。”低收入不等于低品质，设计师要解决的不仅是居住面积和基本功能的问题，更要为居住者创造一个有益身心健康的体面的居住环境，促使我们的社会更加公平，更加人性化。在有限的预算下保证好的品质是一个挑战，需要付出精力和爱心，需要社会和制度的支持，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所有的心血会有令人欣慰的收获。在许多成功的案例里，你会发现，虽然支付不起昂贵的健身房、SPA、室内泳池的建设，但是简单实用、设计到位的健身器械和整洁的砂地，不仅给社区中心带来很多欢笑，还无形中增加了居民的交往和对社区的认同；精心设计的受欢迎的室外空间不仅使居民乐于逗留，以往乱扔垃圾的情况也大大改善；虽然上不起“名盘”的“名校”，为社区配套的可以负担的幼儿园和学校令他们的生活安定下来；简朴的篮球场、乒乓球台成为年轻人发泄精力的地方，而减少了闹事的几率；面积节省而空间合理的室内布局让他们在可以负担的前提下享受到有品质的生活……因此，好的设计是相似的，它们的出发点是人，是人的基本的居住、运动、社交的需求，和他们在城市中生存的尊严。反过来，每个人反馈给社会的表现来自于他感受的生活境况、受到的社会尊重。好的居住社区不论贫富，应该是人们在城市中的身心给养站，是让人们感觉自在、体面和美的地方。
低收入住宅的问题涉及社会、经济、政策、设计、心理学许多方面，是个长期的、艰苦的、需要很多方面和很多人关注及投入的一件事。作为话题，能谈到的方面很局限，但是，我相信，是否足够地重视和切实解决低收入者的居住问题，关系到我们生活的城市的现在和未来，关系到社会的公平和设计理念的人性化，希望这一话题能带来更多人的关注和好的思路。
图片以及说明：
紧邻深圳市中心轴和环高尔夫豪宅区，有九个大片的“屋村”
与深圳两大豪宅“波托菲诺”和“世纪村”，毗邻的是白石洲低收入社区。
深圳白石洲屋村与高档居住区“波托菲诺”一水之隔。
深圳的高档住区“世纪村”与白石洲屋村远看只是高低不同，但内部环境大相径庭。
从高档住宅顶层复式的空中花园望下去，是绵延的“城中村”。
低收入住区主要街道的交通状况拥挤，人车混杂。
“牵手楼”虽然臭名昭著，但还是不断在建。
“牵手楼”之间的狭缝总是卫生的死角。
在低收入住宅，这是典型的街道景象，靠右手边就是一间幼儿园。
一群在污秽的街道上玩耍的孩子让我给他们照张像。
垃圾堆旁有吃晚饭的妇女和玩耍的孩子。
加州旧金山一个新的可支付住宅项目启用仪式上银行家、住宅董事会成员和政府官员聚在一起。
Michael Pyatok 和建筑系学生在华盛顿大学进行可支付住区的设计时，请当地居民组成的规划小组参与。
1991年完成的美国波士顿的中低收入混合社区Langham Court，居住者从很低收入到中等收入，一共有84个居住单位，8.8万平方英尺，总投资1697万美元。
Langham Court
1991年完成的美国纽约Greenburgh 区的West HELP项目，是由纽约州住房财政部和Westchester郡社会服务部资助建设的无家可归者住宅，环境优美。总共有108个单位，造价570万美元。
Michael Pyatok设计的美国加州奥克兰市的Hismen Hin-nu 可支付住区，丰实的建筑形态组成一个合谐愉快的建筑环境。获得1995年美国最佳可支付住宅设计金块奖。
Michael Pyatok设计的加州奥克兰的可支付社区James Lee Court，庭院里正举行社区聚会。
Michael Pyatok设计的加州Richmond的一个住宅项目位于很低收入的社区里，这个设计获得2001年最佳混合住区设计金块奖。
美国加州戴维斯城Tuscany项目的小区公共空间简朴而充满美感。
美国的一个可支付住区项目（201 Turk and 111 Jones），儿童游戏场不大，因此设计师有意把周边建筑处理成小尺度来减少对它的压迫感。
美国的一个低收入公寓项目Cascade Court Apartments，把室外空间处理得有趣而亲切，让人乐于停留。
简单的活动器械和场地给社区带来很多快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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