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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开发中的文化遗产保护问题—成都调查有感
徐苏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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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从旅游谈起
光谈建筑保护未免教条，其实保护的问题和文化人类学、经济学等很多问题连动，这里笔者从旅游的角度入手，谈谈文化遗产保护的问题。
近年来，中国的旅游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高潮，无论是退休的老年人还是在职的年轻人，都创造各种机会出去走走，甚至中国人的这种旅游高潮已经不仅反映在国内旅游上，而且也反映到国际旅游上了。
目前，旅游已经成为一门科学。世界上研究tourism（观光事业，旅游事业，也有翻译为旅游机制）的研究者逐渐增多。研究观光文明学的日本的国立民族学博物馆的石森秀三教授认为，至今世界已经经历了三次观光革命，第一次观光革命发生在19世纪60年代，欧洲的富裕阶层开始到国外旅游。第二次观光革命是20世纪10年代，美国的中产阶级到国外旅游。这正是泰坦尼克号(Titanic)等豪华客船航海旅行的时代。第三次观光革命是20世纪60年代开始的，其契机是大型喷气客机的诞生。20世纪60年代第三次观光革命是世界规模的大众旅游(mass tourism），其副作用是对自然遗产和文化遗产的破坏和对传统文化的误用或恶用，对此，80年代以后出现了“适当观光”（appropriate tourism）、“负责任观光”（responsible tourism）和“柔软观光”（soft tourism）的探索。1987年环境和开发世界委员会（World Commission for Enviornment and Development)提出了“可持续性发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的概念，进入90年代以后，专家预测21世纪国际观光的量会更加扩大，2010年亚洲诸国的观光旅游将有可能“大爆炸”。面对21世纪可能出现的过度观光（ultra tourism）的问题，“可持续性观光”(sustainable tourism)成为世界的共同课题。
世界旅游的浪潮无疑也波及到中国，回顾近现代中国的历史，也可以说有两次旅游高潮，第一次发生在20世纪20~30年代，1924年中国成立了第一个经营旅行业务的机构－－中国旅行社，经营国内外旅游业务，总社设在上海，分社有苏州、无锡、镇江、南京、杭州、蚌埠、徐州、郑州、天津、北平、奉天、汉口分社。规模可谓很大，并且办有《旅行杂志》。当时的旅游主要依赖于铁路和船运的发达。和世界上第三次观光革命平行，60年代中国也有大串联，但是那是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应该说中国的第二次旅游高潮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至今，据国家旅游局统计，2002年国内旅游人均花费是441.8元，其中城镇居民的花费739.7元，农村居民的花费是209.1元。旅游的兴盛显然和改革开放的政策以及航空事业的发达密不可分。中国的旅游业每年呈上升趋势，旅游热潮正在和国际“接轨”。
就成都而言，成都历史悠久，物产丰富，无论是近代还是现代，都是重要的旅游城市。翻开1930年代的《良友》杂志，可以看到介绍各地风光的图片和文章，其中有“良友读者旅行列车 成都风景”（第107号1935年7月 ）（图1），仔细观察图片，可以发现编者的用心，既选择了皇城坝的明蜀王故宫，也选择了郊外的武侯祠，既选择了市内的公园望江楼，也选择了西门外的浣花溪（杜甫草堂），成都近代商业发源地东大街也成为观光的对象，即市内市郊的文化风景和自然风景均收入观光旅游的范畴中。显示了古老的成都在近代化过程中蕴藏的魅力。
图1
现在成都再一次成为旅游的重点城市，据国家旅游局统计，2002年全年共接待国际国内旅游者2848.85万人次，同比增长8.97%。其中国内旅游者2808.73万人次，同比增长8.87%；入境旅游者40.12万人次，同比增长16.08%。旅游总收入175.09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5.30%，其中国内旅游收入163.18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4.73%；旅游外汇收入1.44亿美元，同比增长25.27%。旅游总收入相当于占全市GDP10%。2002年成都国内旅游人数2808.73万人次，排在全国第一位，这充分显示了当代成都的魅力。
但是，单从统计数字考察城市的魅力是远远不够的。这里需要考察一下作为旅游产业的核心存在——历史文化遗产资源的问题。
至2002年四川省人民政府认可的有25家旅行社，打开这些旅行社的主页就会发现，各个旅行社都推荐四川省内的最佳旅行线路，几乎所有的旅行社都是以九寨沟、乐山、峨眉山、三峡、张家界等周边风景区为主要旅游景点，只有个别的旅行社有成都市的内容，市内景点也仅仅是近郊的杜甫草堂、武侯祠等有限的古代建筑。这一方面说明交通手段的发达，但是从另外一方面也反映了的成都市区观光磁力的问题，旅游者基本是以成都作为中转站停留的。作为历史文化名城的成都的魅力在哪里？
2.成都市的文化遗产知多少？
和旅游观光并行的一个重大课题是保护和开发的问题，这是发展中国家共通的问题。在中国，继沿海地区经济开发之后，1999年国家发出了西部大开发的号召，再一次显示了开发和保护的研究的重要性。但是西部建设有“显在”和“潜在”的课题，高科技、能源的开发研究相对成为显在的课题，而文化遗产的保护（包括建筑保护）则是潜在的课题。可以说也是非常容易被忽略的课题，但是潜在的课题同时也是很重要的课题。经过多方努力，由热心中国文化遗产保护的东京大学的青木信夫博士为首组成了中日合作研究小组，我作为主要成员之一参加了这个项目的调查。曾经参加该调查的还有清华大学和西南交通大学的师生。
成都是1982年第一批被指定为中国历史文化名城的城市，是中外闻名的古都。我们既作为旅游者也作为研究者调查了成都市的建筑。
现在，曾经登载在《良友》上的地处成都的核心位置的明蜀王故宫已经不复存在了，周围的城墙也没有了（最近修复了北门附近的一段城墙），一般平民的建筑又是如何呢？成都市文物保护部门1985年曾经进行过普查，中日合作研究小组从1999年到2001年再次进行了建筑普查，普查包括了成都各个街巷的建筑，包括民居和近代建筑，以及成都市规划局设定的四个保护区，调查了139件建筑物，查阅有关资料逐一建立了档案，此外还对其中重点建筑进行了实测调查（西南交通大学负责了实测工作）。调查结果表明，和1985年调查的结果以及有关资料的比较，1985年尚存在的近代建筑或者民居，到2001年调查的时候已经有60件已经不存在了，建筑的消失率43%。这个数字并非一个十分精确的数字，因为还有一些我们所不知道的1985年以后被拆掉的建筑，而且在我们调查的时候仍然在不断拆除，估计消失率将会接近一半，这个数字是和1990年日本东京千代田区的调查类似，1980年东京千代田区的基础调查和1990年的复查相比，消失率也是50%。成都和东京走得是一样的道路。
遗憾的是在消失的建筑中有的没有留下任何研究资料，为将来研究成都建筑留下了后患。问题是这样的变化依然继续进行着，剩下来的建筑也岌岌可危。
在建筑遗产中最面临危机的是近代建筑和民居。这和过去的价值观有密切关系。
以近代建筑为例，在2002年10月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公布以前，保护法对近代建筑的选定基准基本上是“历史事件”或“革命运动史迹”为标准，因此很容易理解成都的唯一的国家级近代建筑文物保护单位是辛亥革命秋保路死事纪念碑（图2）。这个纪念碑是由日本原东亚铁道学校留学的王楠为纪念辛亥革命设计的，从建成后就一直受到重视，1935年《良友》杂志也介绍了这个建筑。
图2
图3
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四川机器局（图3）。在成都，近代工业的发展较早，成都的四川机器局是1877年由四川总督丁宝桢创建的，丁原任山东巡抚，在山东也创建有山东机器局。从全国来看，洋务派曾经在上海、南京、天津等地都建有工厂。但是据清华大学和东京大学80年代进行的合作调查结果来看，各地的洋务派工厂几乎都已经拆掉了，山东和四川的机器局建筑是目前所知道为数不多的实例，现存的机器局推测是1906年前后建设的，周围的碉楼依然存在，从整体上说，是不可多得的实例。但是按照当时的基准该建筑不能被指定为文物保护单位，在调查中规划局解释说已经发文同意拆除，而且没有充分的理由收回上述批件。从时间上看，机器局要早于纪念碑，它和纪念碑具有不同性质的价值，是近代产业近代化的纪念碑，完全有理由保护或者有可能再利用。但是我们可以做的只是拍照和实测，最大限度的留下资料。
由于研究的滞后，由于得不到有效的保护，有很多文化遗产在还不知道其价值的时候就踪影全无了。这种现象在全国都有，只是西部更为尖锐。
除了近代公共建筑，产业建筑之外，还有民居也是历来受到忽视的研究对象。正是这些富有浓郁地方特色的历史街区给成都历史文化名城增添了现代建筑难以置换的魅力，应该说历史街区也是重要的观光资源。80年代成都指定了三个历史文化保护区，即宽窄巷（图4）、大慈寺、文殊院（图5）保护区，而这些保护区都在逐渐缩小，如果不加以控制，无疑会自行消失。成都市规划设计院的负责人告诉我们，主要是制定的规划没有能以法的形式有效地运行，因此虽然有保护规划，但基本上只是书面文章。
图4
图5
至于保护的法律，和作为“点”的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不同，作为“面”的历史文化保护区的规划不是归文物保护部门管理，而是归规划设计部门管理，1990年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中第三章第二十七条规定：“城市旧区改建应当遵循加强维护、合理利用、调整布局、逐步改善的原则，统一规划，分期实施，并逐步改善居住和交通条件，加强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建设，提高城市的综合功能。”非常概要化，不能满足具体的旧城保护的需要，而成都则需要更为具体的地方性保护法规。更为严重的是，在法律十分不健全的情况下，特别是在强大的经济利益驱动下，设计者更无暇仔细研究老建筑，并进行烦琐的、花费精力的保护工作，在保护区规划中无视原有保护区的机理，设计出新古典区域这种现象经常可见，这实际上是加速了历史保护区的破坏。这种情况以至反映到现在的建筑设计教学中。创造新建筑和文化遗产保护同等重要，但是在建筑教育中，文化遗产保护的分量过轻。这在具有悠久历史文化的中国难道不是问题吗？
成都历史文化名城在指定时是根据非常具体的内容综合考察而指定的，而现在给我们的印象是经历了20年的开发，构成成都历史文化名城的最基本的物质要素在逐渐消失。如果再没有已经指定的文物保护单位和文物建筑，成都将会成为一个想象中的历史文化名城。
3.历史遗产（heritage)和旅游事业（tourism）
上述观光旅游的开发和文化遗产的保护似乎是两个题目，但是实际上是密切相关的课题。
观光旅游已经成为一种产业，观光产业的构造分为三层，最外层是支援产业，包括广播业、出版印刷业等，中间层是关联产业，包括运输、商业、旅馆等，最核心的部分是核产业，包括历史遗产、文化设施、美术馆、大型娱乐设施等。从中可见历史遗产的重要地位。
一方面是大开发中的保护问题，一方面是民族大移动规模的观光旅游高潮，如果没有对旅游和遗产的深入研究和对文化遗产的有效利用和维护，放任自流，很难想象将会如何发展。若干年前中国曾经探讨过耕地资源问题，中国的人均耕地的减少给人们敲响了警钟，而今天文化遗产资源也远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乐观，在旅游统计的数字背后，如果没有对资源的保护措施，还能不能保证旅游收入长久不衰呢？
日本国立民族学博物馆的石森秀三教授在他的观光文明学中特别以“可持续性观光”为课题，提出“自律性观光”的概念，即以往的观光是靠外部代理实施的，而“自律性观光”则是指地域社会“自律”地而且是“主导”地开发旅游事业，而这里就是要研究形成“自律性观光”的诸条件，其中很重要的条件就是观光资源的整备和保存，这里说的观光资源主要就是历史遗产，包括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以文化价值高的文化遗产作为观光资源的称为文化遗产观光(heritage tourism)，以稀少的有纪念价值的自然遗产作为观光资源的称为自然环境观光（nature tourism) 。其中，将生态环境作为观光的对象的称为生态旅游（ecotourism 日文也译为生活环境观光)，这些都是现在是观光学研究的重要课题，同时也是历史遗产的保护与应用的重要课题，旅游和保护的研究已经日趋整体化。
就中国现行的旅游管理行政和文物保护行政来说，可以说是一种单系统循环的构造，即两者是分开的，中国的文物保护采取的是指定制，即由国家指定文物保护单位，并由国家出经费，进行维修和保护。由于涉及经费等问题，因此，在指定时受到一定的限制，只能将一部分有价值的建筑指定为文物保护单位，这里固然不提指定基准的问题，仅就保护的范围而言局限性很大，特别是在开发速度很快的西部，开发和保护的问题就更加突出。另一方面旅游则快速发展，成果显著。可是旅游环境的维护和保养是保证“可持续性观光”的基本条件，今后的“自律性观光”有赖于地域的观光开发和维护的良性循环。如果实现国家范围的两个单系统的统合几乎不可能，但是采取地域范围的“自律性观光”，即由地方开发旅游并负责维护旅游资源，形成小规模的自律性循环，并非不可能。 中国和世界有共同的发展特性，都面临着开发以及大众旅游对环境的破坏，这个问题同时反映在上对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上。 中国的“可持续性观光”研究尚方兴未艾。
但是要研究“可持续性观光”，最基本的是要了解西部地区（特别是迫在眉睫城市遗产）的旅游资源，数一数家珍，甚至挖掘有些看来可能是垃圾的东西的价值，至少尽可能忠实地记录下来那些虽然尽力但是很难保留下来的历史遗产，以便将来通过博物馆等其他方式展示西部的文明史，强化西部的文明磁力，实现西部的“可持续性观光”的目标。目前研究者们只是对西部个别城市进行了调查，还要不少要调查的城市，而这个工作现在不做，也可能永远没有机会了。上述成都调查的结果表明，20年间老建筑的消失率接近50%，西部大开发启动以后，各个城市的建设速度还会加快。
笔者只是一个热爱中国历史文化遗产，并愿意为中国西部的旅游事业尽力的研究者，但是研究这个课题在人员和经费等方面都面临巨大的困难。在此，深深感谢《建筑技术及设计》的编辑给我这个机会和广大的读者交流，目的是抛砖引玉，了解社会对这个问题的关心程度，如果认为这个课题重要，那么诚望就以后如何继续进行下去等问题提出宝贵意见，或者提供有关研究信息。
后记：
成都调查中经历了酸甜苦辣各种体验，也得到多方面的理解和支持，在此特向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林家彬先生、国家文物保护局郭旃先生、清华大学张复合先生、中国建筑学会王国泉先生、成都市规划院郑小明、王松涛、倪飞鹏、吴进、郭世伟先生、成都市文物保护委员会尹建华、戈良胜先生、西南建筑设计院李雄伟先生、杨小奕女士，成都冠城装饰有限公司张宜先生，西南交通大学张先进先生、邱建先生、季富政先生、陈颍先生以及参加调查的西南交通大学建筑学院的同学表示衷心感谢。
作者简介：
徐苏斌，毕业于天津大学建筑系。获得工学博士学位。毕业后赴东京大学攻读博士后（博士研究员）。随后赴清华大学攻读博士后。主要研究侧重于中日城市建筑文化的比较研究。出版有《日本对中国城市与建筑的研究》（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1999）。同时致力于东亚历史文化环境的保护和再生的比较研究。曾在清华大学从事过有关研究，并撰有“东亚洲建筑文化遗产保护之比较研究”（《建筑史论文集》No.11清华大学出版社 1999.9）。1999年起，赴西部的重要城市成都从事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和调查研究，被聘为西南交通大学客座教授。
历任：
天津大学讲师，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外国人研究员，京都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客员副教授等。
现职：
西南交通大学客座教授，京都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外来研究员。
获奖情况：
第一届全国大学生论文竞赛优秀奖（中国建筑学会）
平成15年度研究论文优秀奖（东日本铁道文化财团）
出版：
《日本对中国城市与建筑的研究》（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1999）
《风水理论研究》（共著 天津大学出版社1992）
《知道伊东忠太吗？》（共著 东京 王国社2003）
《亚洲摩登城市》（翻译 台北 创兴出版社199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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