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刊发于《中外建筑》
2008年第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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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面城市，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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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面城市，重庆
Multidimensinal City，Chongqing
主 持:黄 耘 朱 晔
时 间：2007年12月30日
地 点：四川美术学院
文字整理：张剑涛 袁慧敏 张慧颖
摄 影：张国庆 周秋行
本系列话题由：长沙市建设委员会主办，《中外建筑》杂志全程策划、承办。
嘉宾：
黄 耘：四川美术学院建筑系副主任、副教授
黄伟文：深圳市规划局设计处副处长、2007深港双城双年展组委会秘书长
姜 珺：《城市中国》主编、设计师与评论家、下划线工作室主持人、城市问题学者
尹国均：高级工程师、中国规划协会理事、重庆市建委综合开发办副主任
卢 峰：重庆大学建筑城规学院建筑系主任、教授、一级注册建筑师
李向北：重庆大学人文艺术学院艺术设计系系主任、副教授、深圳市华筑工程设计有限公司合伙人、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博士研究生
冯果川：深圳筑博工程设计有限公司副总建筑师、城市问题学者
石 岗：独立实验艺术家、注册规划师、机场设计师
朱 晔：《城市中国》执行主编、独立艺术家与策展人、嗯工作室合伙人
李 东：《建筑师》副主编
魏浩严：重庆建筑大学建筑城规学院副教授，嗯工作室合伙人，博士
许剑峰：注册规划师、重庆大学建筑城规学院讲师、博士研究生
龙国跃：四川美术学院设计学院环艺系主任
潘兆南：四川美术学院设计学院副院长
黄 瓴：重庆大学建筑城规学院讲师，城市规划与设计专业在职博士研究生
魏皓波：西线工作室主持人、主建筑师
薄宏涛：中联程泰宁建筑设计研究院副总建筑师、一级注册建筑师
王 灏：建筑师、规划师、普罗营造建筑与城市研究工作室合伙人
李 程：建筑师、深圳卓越地产副总、悦行促进会发起人
徐 浪：重庆建筑大学建筑城规学院硕士，嗯工作室合伙人
何 如：《时代建筑》资深编辑
刘晶晶：《艺术世界》资深编辑
缘 起
黄耘：今天由我和朱晔来主持“多面城市”这个论坛。我有幸借港深双城双年展重庆分展场的机会，让各位到场的嘉宾来谈重庆，在昨天宏观的主题之后，集中谈重庆的城市、建筑和城市生活这三个方面。为什么要谈重庆？除了双年展在重庆召开外，根据长沙市建委的安排，《中外建筑》2007年10月26日组织北京的一群建筑师，在中央美院做过一个论坛，叫做“是非建筑”，主题是北京的新四大建筑，如北京的水立方，鸟巢，中央电视台大楼和大剧院。12月8号，《中外建筑》在上海大学美术学院建筑系又举办了一个“品位上海”的论坛，将城市建筑和城市生活并列起来研究。《中外建筑》想做成一个持续的序列。重庆的论坛和北京、上海的论坛并列起来也有很多的共同地方：第一，决定城市性格的内在动力是什么？第二，建筑怎样受一个城市性格支配？北京的建筑要做出一个表示北京的姿态，如果说北京的地标是向全世界表态，所表的态是什么？而上海，它应该和深圳、香港一样，塑造出一个亚洲大陆面对蓝色文明交流姿态的建筑。在这种语境之下，重庆城市怎么样？怎么来谈重庆的建筑？请大家畅所欲言。
多面之城
重庆特有的地貌，广大的社会背景和复杂的经济运作方式，使其呈现出多面的城市特性。
多面之一：“山城”和“水城”
卢峰：我谈一下重庆独特城市形态和文化形态的关系。重庆在西南地区有着独特的地理位置，独特的文化。一是山地文化形态。大量的活动在山地中进行，这种形态相对比较封闭，比较血缘化，如重庆的苗寨等地方，都相对比较封闭，文化的独特性很强。二是水文化，也就是滨江文化。明朝以后，西南地区70%的物流都是靠长江水道与外界连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包括清朝的时候，万州的地位要比重庆高，它正处于黄金水道的要津上，滨江地区的人对外面文化吸收能力很强。20世纪30年代，重庆就有很多西方欧式建筑，在当时就可以被接受了。
重庆有两条线一直保留得很好，江河岸线和山脊线都保留下来了，保持了几千年，城镇文化的特征一直很明显，但到现在可能要守不住了。山顶上的东西是越来越多，在20世纪90年代末，山脊线已经不突出了，整个城市的文化特征被破坏了。第二是滨江线，重庆人的性格和江河的联系很密切。2006年的夏天，重庆非常热，我在磁器口看到当地居民在江里面打麻将，人和江水联系得非常密切。但滨江路的修建产生了几个问题：一是阻碍了城市的纵深地段到江边去的路径。以前从山上到江边去，有很多象毛细血管的小路；二是修滨江路为了节约造价，改弯取直，江面的宽度减小，不利于排泄洪水；三是重庆的滨江路有很大的江水消落带。在古代就是很重要的湿地，除了是各种小动物的栖息地，还是洪水的蓄存地。现在滨江路大量的修建，无论是排洪还是人造景观都不好，它人为地切断了城市生活，过于工程化。重庆这座城市如果真要修滨江路，应该沿着江岸线往后退300m，临江的300m湿地、滩地合在一起，作为开放的空间。以前有很多人在江边晒太阳，现在滨江路修起来了，人们就走不到江边了，切断了人的生活空间，切断了城市生活，人和城市空间的互动关系就没有了，那么这个城市的活力也会慢慢褪去。
王灏：我觉得重庆有一个非常好的平台，它是一个外部空间特别清晰的一个地区，内外可以循环。从交通上看，人可以像鱼一样在这个城市里面走，绕得你没有方向感，城市的基础就是环状的，这一点是无法避免的。但是我不否认，在外面转了一圈的环岛路，其实就是一个很失败的案例。你可以把它当作一个新的城市景观，这是很多欧洲国家没有的景观，与城市的外部空间策略密切相关。我很欣赏渝中区这一块的外部景观，为什么呢？在中国难得有一块植大树的广场，这种景观现在在大理都找不到，在北京更难找了，而且它的整个商业区连贯性也是很好的，我觉得这是重庆多面性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面。
黄瓴：我想用“喜怒哀乐”四个字来形容当下的重庆。重庆的发展是“喜”，但重庆发展太快，就会看到一个很粗糙的结果——太轻率。最明显的就是山脊线和两江四岸，岸线的破坏，特别糟糕的是嘉陵江。再过五年来看重庆，从南北上看，就只能看到一些林立而触目的楼盘。
多面之二：“信仰”、“地貌”和“经济”
李东：重庆的“多面性”，在我看来是远胜过北京、上海、天津这样的直辖城市。因为在重庆，我首先发现它有一种广大的社会背景。这座城市还保留着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人们，平和善良和劳动致富是他们的信仰，而在上海、北京，这种信仰已经消失了。在重庆我发现，就像规划展览馆外面那个50多岁擦皮鞋的老太太，她还保持着一种朴素善良的心态，她给我擦半个小时只赚了5块钱，这是一种朴素的劳动心态，在其他城市是非常少见了，其他城市因为消费社会的渗透，情况要比重庆复杂。第二点，重庆有着复杂地貌，这是其他平原城市所不具备的。第三点，重庆还有一个非常复杂的经济运作方式，与北京相比规模不是那么大，但它适应于重庆目前的社会生产力机构，经济运作的各种层次的形态在重庆都可以找得到。从这三方面来说，重庆是一个多面的城市
多面之三：“between”
李向北：在整个人类营造城市、营造环境的过程中，最后是在寻找一种自我实现的状态或者说自我意识的某种觉醒，一是人的觉醒，另一个是城市的觉醒。就我理解的重庆，它是一个复杂的城市，是不太说得清楚的。我觉得在一个人没有目的地闲逛的时候，你会发现重庆这个城市有很多独特的地方，不一定是很有魅力但却很独特。有一个关键词，英语叫“between”，就是介乎什么与什么之间。这个东西可能更能够准确地描述目前重庆的状态，比如我们谈城市与乡村、工业与农业、进步与落后、时尚与乡野、昂贵与低廉，这一系列的东西都让我想到可能跟这个词语有某种关联。这个城市就像当初波洛克作画的情景——或许他一开始并不知道画该怎么画。我想重庆现在正处于这样一个勃发的阶段、爆炸的阶段。在其中有各种因素，包括政治因素、经济因素、文化因素等共同起着作用，而在这些因素中，我认为，建筑规划师是一个非常微观的因素。重庆城市的“多面性”恰恰体现在若干因素之间，这个城市很多固有的东西会随着新的条件突然跳到我们面前，此时这个城市又会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发展？重要的是城市的觉醒与这座城市的居民觉醒以及专业人士的觉醒及其之间的相互关联。
多情之城
重庆多情，多在“慓悍”、“机灵”、“包容”和“坚毅”。
多情之一：城市性格
姜珺：山和水，是重庆这座城市形态在骨子里的决定要素。依山的空间位置，决定了重庆的城市必须在山体上发展。与平原城市比较，重庆不具备大都市发展的先天优势，比如大面积的土地资源。大山还影响整个西南地区人的性格，包括贵州、云南、广西等，大山里的人都有着慓悍的一面，重庆人骨子里就具备这种气质。
水对这个城市的影响在于把大山的封闭性给破除了，通过一条航道把城市引向了开放。重庆处于长江和嘉陵江交汇处，成为内陆两江交汇处最大的都市。这是在整个大山的人文管理体系中产生的，水是对山里人慓悍性格的一个管理，这个管理方式基于水文化对人类的影响，因为水文化带来了许多外来的可能性和利益，利益继而影响着交通和码头两个要素，产生了一个自下而上的推动体系。
从山和水我们可以看到重庆人的性格，“封闭”和“开放”都可以从这里解释开来：开放要素，即对人、对外来事物的接受；封闭的要素是重庆的方言体系，通过拉帮结派的过滤，外面的规则必须经过自身固有系统的转译。就此，重庆是江湖文化非常典型的一个范例。
任何一个城市都有“多面性”，尤其是大都市，要吸纳很多组成要素才能成为一个城镇梯队体系的中心。但是重庆作为山城是一个垂直的城市，而且很陡，所有过去的、现在的、未来的各种时态，通过一个立面呈现出来。剖面、立面把平面翻转过来，让你一下子看到这个城市的各种内容。前天坐轻轨，我一下子就可以看到对面的景色。这座城市特别立体，通过平面体系建设完成的东西现在可以转换为空间呈现，使得二维变成三维。重庆在作为直辖市的十年，城市建设的大规模生产在空间垂直向上得以呈现出来。
尹国均：不管我们怎么走，城市总是按自己的规律在走，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我很关注一个建筑生产链条的整个过程。如果你进入了这个链条的全过程，你就知道我们这个城市怎么产生。我认为本身“多面性”就具有解读的味道，这个多面性可以从任何角度提出来，从任何角度对它进行解构，一个城市主体的框架决定着城市的性格。重庆城市性格有两点：一是山城的特点，重庆堆积、重叠、竖向的地形决定了它必须这样做；二是江城的特点，水是有灵性的，这又决定了这个城市的性格的双重性：一是慓悍，二是机灵。这是山和水共同带来的，所以重庆是一个复杂的城市。
薄宏涛：今天提到的主题是“多面重庆”，其实我觉得重庆，不仅是多面，而且还有很多层，不同的层叠加在一起的。重庆具有很强的包容性，就像《疯狂的石头》里面被困在下水道和通风管的两人都活下来了，说明它在各种不同的层面，各种不同的空间里，都能容纳不同的意识形态和生活形态。
魏皓波：重庆的方言属于北方语，在发展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它有些东西可以和北方语系交流，也有在北方语系这种强大的中央体制下消亡了的。西南方言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它既有包容性又有自主性，这就产生了一种非常灵活的弹性。比如说吃重庆火锅，不管吃的内容怎么变，形式还是很多人聚起来围着火锅一起吃。这样看的话，重庆从空间意义上讲，会不会是文化或者说行为对空间的一种限制？也就是说建筑是受到地域文化与行为制约的。我们是否可以从这个角度来考虑城市问题？
黄耘：按我对重庆的理解，我感觉它的性格是由“时空爆炸”而产生的。重庆城市由于历史原因经历了几次巨大的变化：湖广填四川的移民对传统城市形态的改变；开埠时期重庆经济的发展带来的西方文化的影响；抗战时期作为“陪都”的重庆，城市功能的转变在城市形态上的体现；三峡建设与大移民对重庆城乡体系的重组。现在，作为“国家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重庆又面临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70%的城市化过程，也就是说有两千多万的人口要集中到“一小时经济圈”的城市密集带来，这又是一次“移民”与城市膨胀的过程。我把这些改变重庆城乡结构的事件称为“时空爆炸”。这些事件的特点是通过“压缩时间”，来产生空间结构改变的动力，达到“空间爆炸”的结果。“压缩”与“膨胀”两股力量的博奕，不只是投影在空间形态上，还是新旧交替的过程,塑造了重庆人包容与坚毅的性格——这是城市性格构成的基本要素。
多情之二：城市文化
李程：我想起最近看到一篇叫《剖面城市》的文章，作者将他曾经生活过的重庆和香港进行比较，两个城市相同之处是靠山临水，但它们的差别又在哪里？像重庆这么大，是不是有必要把容积率做得那么高，去破坏我们的岸线？我觉得这跟香港不一样，跟深圳也是不一样的。还有一点是解决道路交通问题，《剖面城市》里面有一幅从香港中环上山人行步道的画面，同样一点我们可以拿来与朝天门码头、重庆城区比较，就可以看出差距。现在深圳谈双城问题，其实是找差距，深港交流多了大家看不出与香港人有多大差距，但实际上在文明上我发觉差距太大了。还有一点要提醒，恰恰是我们很多人已经开始觉得经济上香港不算什么的时候，城市文化的积淀将显现出它的力量。从反观的角度，我作为一个重庆人十八年前离开这个城市，原因之一就是我当时想抛弃一种盆地意识，十几年以后我再回来，我们在探讨问题的时候，无论是方言问题还是专业问题，我觉得我们都应该放弃固有的一些东西。
多情之三：战争文化
卢峰：重庆地区是战争文化。从商周开始，那时侯的巴人就是一支雇佣军，重庆有着其他地方都没有的战略物资，盐。巴国又是个很弱小的国家，别人当然觊觎它，所以它战争不断。前几年挖出的一个战国时期的墓葬，随葬品要不就是武器，要不是就是简陋的生活用具，很多尸骸都是不完整的。战争文化对重庆有什么影响呢？这座城市在战争中毁掉了很多次，又在战争的废墟上建立起来很多次，包括三十年代的大轰炸，所以重庆建筑的特点之一就是临时性很强，这是重庆的历史文化特征。以移民文化为例，因为在战争中死了很多人，外省人进入重庆填补人口，历史上有很多次，这些因素就造成了重庆城市文化的多样性。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去延续城市文化，是一个比较棘手的问题，因为它不像北方文化主线明确，重庆的主线不明确，从重庆的县志可以看出，这里在汉代时期就很繁华，从战国到现在都延续得很好，但建筑形态历经战争之后就不一样。
多情之四：江湖文化
李程：刚才姜珺谈到重庆的江湖文化的问题，作为一个重庆人我特别有感受，用重庆话讲就是：“袍哥人家，不许拉稀摆带”。这其实是很能代表重庆人的一种江湖文化，江湖文化对重庆而言其实是种两面文化，它一方面让我们得意于耿直与义气，另一方面又以挠痒痒的方式渗透进了社会的潜规则。而随着商业社会的到来，江湖文化两面性的作用也不时得到应证。
多维之城
城市空间在“时空爆炸”下超越我们所有想象，变得更美……
姜珺：重庆历史上有两个时期很重要，一个是抗日战争时期，整个国民政府从南京迁到重庆，重庆作为陪都；另一个就是三线时期作为隐蔽的中心，当时中国受美国、苏联两个超级大国的夹击，整个国家的重工业都收缩到西南地区，重庆就成为以攀枝花和六盘水为钟摆两端的中转运输中心。这两个时期的特点是整个中国的趋势非常向内，大山为重庆提供了天然的屏障。
黄伟文：从重庆新山水到多面重庆，重庆的多样性是由于自己的地形和历史的原因决定的，重庆是一个特别复杂、多样的城市。我认为，重庆的未来发展应该更多地保持这种多样性，这来自于社会各个阶层的参与，只寄托于规划局、专业规划师是远远不够的，比如艺术界的介入就是非常有意义的。我觉得还可以继续发挥这种作用：艺术界和美术界不限于架上绘画，从画室中走出来参与城市的规划与建设，能够介入到城市的建造与创造活动中来。我们知道已经有些艺术家做了些尝试，这也是保持一个城市“多面性”的重要组成部分，城市的多面性应该由有差异的多面组成。
昨天有人担心重庆70%的城市化程度能不能达到，这只是一个数字而已，其实城市永远都在按自己的一些规律走，这些规律也许我们还没有意识到，但是我们每个人都是这些规律运作的一部分，每个人都可以发挥自己的作用。不要让自己与这个城市无关，如果每个人都能介入和参与，不管采用的方式怎么样，哪怕是参加一个双年展的展览和论坛，都是一种参与。这种参与不知不觉就会影响到你对这个城市的认识和对建筑的观念，反过来，某种程度又影响到规划师对建筑和城市的理解，所以多面性就是每个人都参加，这才能最好地保持城市的多样性和多面性。
尹国均：说到参与问题，我们的政府性建筑，专家、建筑师参与的只是技术性工作，因为它们最后的定向肯定是由行政首长决定，整个中国都是这样。关于公众来参与，我想到另外一个问题，在欧洲，可能这种民主性的选择可以实现，公众对规划的参与是法定的，但中国法的力度不够，最后还是由于一个地方的经济、政治发展的某些原因决定。还有就是城市需要什么样的公众参与？重庆众多人口是否具备相应的素质？三峡博物馆的公共参与过程中，有很多人提出要在那里修一座很大的庙宇，而且还有徒手画的草图，还有许多千奇百怪的建议，所以公众参与在中国确实有一定的现实问题。
建筑的生产有两种：一种是国家项目，一种是房地产商或民营企业项目。20世纪80年代的建筑老板普遍素质偏低，对建筑的负面影响很大，一个杰出的建筑师想去说服他也有困难。在国家的项目中，在重庆这样一个山地城市，曾经也有很疯狂地追逐中轴线的时候，如果和山的坡度形成90O做中轴线，如果重庆的滨江路无限制地修下去的话，就会有修滨江路的惯性，不断地造高架桥，破坏了传统的水际线。还有滨江路的利用率有多大？重庆的滨江路造价有多高？如果我们把重庆滨江路的钱用于主干道的改造或公共环境项目会有什么效果？我们扪心自问，现在做了什么？做了一团棉花一样的东西，是虚的！
不但是在建筑的实践过程中，有很多因素从其他各种角度都对建筑进行威胁，我理解的“多面性”从不同的角度去理解有不同的效果，但最后意义都不大。从重庆到北京后，我做的主要课题就是城市的规划体制。规划体制是怎么产生的，长三角地区是怎么产生的，都不是一种预谋的规划理念所产生的。它就是一个大企业来这里投资，划一块地就修起来。后期的规划中，我们规划师就加以合法性的注解。
卢峰：这是一个很难的问题，从我实际工作中发现，光靠建筑和规划确实无法解决。在工业化之前，重庆的龚滩、龙潭、中山等许多城镇的形态都很漂亮，很完整，为什么呢？因为这些城市是自下而上的，是有需求才向上修一点，与自然环境不断地协调。现在我们面临的问题是：我们的建筑师受着自上而下的教育，管理体制是自上而下，这怎样能为大家去创造一个自下而上的城市？现在的重庆有很多需求，但需求与建设存在很大的差异。马克思说，商品在竞争中可以被淘汰，但修好的城市要被淘汰是非常困难的。这个问题怎么解决，这也是我们城市空间要深入探讨的问题。
薄宏涛：我觉得重庆这个城市好或者说它有魅力就在于它有特别多的本来为自上而下形成的空间，被自下而上给颠覆掉了，比如我们在一些街道的里弄里面，其实很多空间是被非法搭建出来的，但是这些空间就特别有人情味，特别有活力。我想这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变成大家都可以去参与的空间。
多变之城
“变脸”文化反映了重庆城市的本质——重庆的发展关键在于“变”。
多变之一：速生和速死
李程：我觉得在重庆现在就出现了城市速生和速死的问题，比如我的家乡万州开县，一个月之前，这个自唐朝以来就有的小城市，因为三峡工程就速死了。在有了三峡大坝这个提案以后的一、二十年时间里，它的速生或者说再生才真正意义上出现。在它的再生中至少丢掉了一样东西，那就是我们的记忆没有了。我深刻地感受到中国人当下最注重的就是成果要快，重庆今天的建设也有同样的要求，地方官员受GDP为导向的考量，也是导致很多的城市建设要讲求效率要讲究快，所以这就导致多元化的丧失，最终导致单一性。这种丧失造成像万州、开县这些众多的重庆城镇千城一面，同样都有香港城、上海城、新天地，也只是名称上的一些丰富，实际上是没有未来的。
多变之二：体制、权力和资本
魏皓严：按照社会结构的这种稳定状况来说，体制化本身是好事，但是体制有一个先天的不足，一旦什么东西体制化以后，它会对城市丰富性带来很僵化的影响，而这个时候就会有艺术家或者说比较前卫的建筑师进行破坏，然后再对体制进行修正，然后又出问题又修正，再出问题再修正，所以说，实际上个性的、有积极影响性的东西，总是处于一种孤立状态的，永远不可能成群，一旦成群就会形成体制，一旦形成体制又会出现问题，一旦出问题又会有人破坏，基本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许剑峰：这个使我想到了现在黄耘老师正在做的这个下半城，上半城已经完全被资本化了，那么资本化的世界实际上到处都是差不多的，但是你看看被忽略了的下半城，下半城实际上是重庆真正文化上多面的地方。我觉得下半城的改造有可能真正做出一个有重庆特色的区域。在下半城改造中，如果用我们现在的城市规划法规定的条例去做，做出来的下半城绝对不是有重庆味道的，为什么？它的绿地率35％或者30％，然后覆盖率30％以下，然后间距、退红线，这么一个东西搞出来的城市就是一个固体的城市，而不是肌理状态的城市！那么能不能针对这个区域，通过制定一个特殊的城市规划法定条例呢？实际上，改变这个城市的不是建筑师个人的创造，它是法定的条例，它是强条，你必须去符合，那么这样弄下来的城市，它割裂了建筑与建筑之间的关系，它可能会成为一些孤立的物体，这个时候再有个性的建筑师做出来的作品还是没有味道的，没有味道的城市，建筑就变成了互相没有关系的一个个点，它不是一个界面的关系，不是一个整体的关系。但如果没有这样的强制条例，如果没有划定这些特殊的区域，再好的建筑师他也做不出更好的作品来，比如现在这种土地拍卖的方式，土地越拍越大，我觉得这是灾难性的。土地拍的越大，意味城市越来越垄断在几个开发商手里面，一个项目，一两个知名建筑师就把10km、5km给做完了，然后就会有一百万人，五百万人住进去，这种城市会是什么样的城市？！能不能通过立法解决问题？我觉得还是要相信法律。我觉得渝中半岛是最重庆的，渝中半岛通过这个城市设计之后，规划局就是想了一个非常聪明的办法，就是通过立法（如绿色的通廊啊、阳台啊）形式把它定下来，这个时候市长要改都改不了。我觉得这个才是一种运用法律手段去争取权益，为城市真正的可持续发展的方法，只有有了法律的基础，才可能真正地可持续发展。
黄耘：刚才谈到规划立法的问题，实际上我反而觉得跟我们之间是一个悖论的关系，我还是觉得立法不一定是正确的，它反而是一种阻力。我一直非常反对的就是那种“精英规划”，就像重庆的《渝中半岛的形象设计》，我觉得它是一种对城市生长过程的反动。我们似乎可以看到一个像“God”一样的人坐在那儿手指一动，然后他的弟子簇拥左右齐声说“OK”，环线在那儿，这儿有一个高塔，我指点城市，城市就如此了，这样做出来的东西实际上都是不可能实现的。我曾经参加“重庆传统山城步道复兴设计”，经过研究，我发现传统山城步道完全是规划师们的想象，在城市功能中完全没有存在的价值。我就想法说服政府，将设计的重点放在提高沿街商铺的空间质量上了，引来人气，提高铺面空间的利用率。这样我就有幸把精英们头脑中“山城传统步道”这个概念偷换了，去进行街区改造的尝试。我认为这就是将“自上而下”改变为“自下而上”的过程。
冯果川：在一个空间构成的过程当中，一个解构的过程中，有种力量是可以称之为空间的战略。空间是一种自上而下的，资本与权力的形态，尤其是在中国。你看到构成空间主导性的力量是两点，一种是意识形态，一种是经济力量，两者之间的关系是意识形态控制下的一个资本空间。这种东西其实并不是严丝合缝的，它在微观操作的时候，必须借助很多别的力量，如建筑师和技术人员来实现。我们发现资本对空间的控制过程中，实际上是有产生松动的环节，这个环节就是这些生产链中的人，就像我们，说得消极一点，有可能偷工减料，或者是阳奉阴违，其实是有很大的回旋空间，那么这种回旋的空间我们可以称之为空间的战术。我不会去期待一个开明的官员，我可能说我希望去影响一个官员，把他变成一个开明的官员，然后我去影响政府的一些东西，所以说这块是一个战术问题。
朱晔：讲到城市官员的问题，徐敏老师有一篇文章叫《城市资本、复制性空间及其未来》，里面讲到一个时间性的问题：土地的更新或者说城市的更新对于一个居住者来说，以商品房的使用周期来决定，是七十年，对于商业空间是五十年，对于一个官员来说，是他的任职周期，而对于开发商来说，就是他们资金回笼的周期，越快越好。这个周期将决定城市更新的速率。其次，包括权力也好，资本也好，它们都有自己理性的一面，它们按照自己理性的规则在进行运作，此时抒情是无效的。它们的理性体现为权力意志在表征和利益上的实现。城市也是这样，我们需要探讨的是显见的城市景观化与其背后动力机制各方之间的博弈关系。
多变之三：城市类型
王灏：中国很多城市城市化以后至少分为这么几大类：第一类就是北京。这是非常强大的政治干预，这种干预来自于一种历史体系，这种历史会反映到一种遗产保护，它会制定好多法则来进行城市限高、容积率限制、道路改造。所以你去看北京，它现在就像个盆地一样，层层递高，最外面是最高的，最中间是最低的，中间可以16m，然后二环之外可以造100m的高楼，这就是一种超级政治体制下面形成的城市类型。第二个类型就是西安。西安是一个往回走的城市，复古大唐。比如说大唐西市、大唐公园、未央宫等，就是说借助古典城市的套装来重新包装城市的名片，来显示整个城市进程与其他城市的不同之处。第三种类型就是宁波。十几年前，当地设立了一个宁波东部经济开发区，就是说在原来开发区的道路网格上再造一个新城，所有的工厂慢慢搬迁，但是你不能避免它再过十年在原来西部经济开发区上再造一个西部新城，就是说它现在的进程是在靠工业联网来做城市进程。还有一种类型就是上海。上海有一城九镇，每个镇都有翻自各国的经典案例，如德国小镇。上海的外围是很类型化的，这种类型就是连它的毛细血管里面流的什么血你都清楚。但它的内城一塌糊涂。自从它开埠以后，殖民地的边境和原来上海的城市边境处于交叉的状态，没有边境了。
重庆是很多元的，存在很多矛盾，那么城市化后它会属于哪种类型？不知道。可以肯定的是它有机会设定明确的统筹方法论，决定走向，协调需要。城市化是多方博弈的结果，不是政府想怎样，规划想怎样，民众想怎样，而是大家互相协调，寻求一个好的方法互相受益。
李东：城市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已逐渐成为人们的共识。在建筑领域或是城市规划领域，提出“多面重庆”这种议题，是很有意义的。再就是提醒我们不要忽略城市的自我控制能力的本身生长机能，任何关于人的单方面改造城市的主张都是很浅薄的。以前我们怀着公德、福利、理想主义加英雄主义去改造城市。现在回过头去看，这样一种规划理想没有实现，其实关注城市本身的发展比规划城市更有方法论上的意义。
多变之四：建筑师的责任
冯果川：有三件事，这三件事都出现在我说的战术里面。一件事是在策略上对战术的使用，在中国的政治环境当中，寻找自己的立场和方向。在这个过程中，如果我们一味地去围堵，去抵抗这个权力，结果还是被资本束缚。你可以退出市场，你可以两袖清风，你想在这里面做一些事情的话，你去束缚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又认为随波逐流，投降的这种想法是不对的。实际上存在一种类似于冲浪的姿态：我们想办法在乱流中去保持一种平衡，通过我们自身的一种策略，去进行一种冲浪，驾驭这个潮流，而不是随波逐流。另外一种就是像今天这样的活动，我们其实是有可能通过一些活动，通过这样的一些东西，把一些分散的资源整合起来。我们要把建筑师、规划师、艺术家等等这些分散的力量整合起来。这像李敖说的，我们其实就是在战斗，但是这个战斗不是流血式的战斗，而是运用智慧。所以我觉得第二个方式就是我们要整合力量，打通渠道，使我们这些非常有意思有意义的研究能够凝成一股力量，并影响这个世界。这第三种呢，强调一种微观的实践。在20世纪60年代的时候，西方进入消费社会以后，出现了一种叫做情景主义思潮，还出现过一个叫做情景国际的组织。虽然最后垮了，但是这个情景主义深刻影响了后来很多建筑师的各种微观空间实践，它实际上构成某种积极的意义。
石岗：我对建筑师的身份是比较批判的。首先我认为自己没有理清楚自己在建筑生产链里的位置。你往往在资本的控制者——开发商那里看来，你这个建筑师的成绩非常渺小，因为对他来说，这个难度是一个相当简单的问题，所以他对建筑师是非常蔑视的。建筑师要首先理清楚这个问题，我提出来几种方向可以选择：你是做哪一种建筑师：广义的、抽象的建筑师？还是实际的建筑师？如果你做了一个广义的抽象的建筑师，我觉得你应该是反对资本的观点的；如果你作为一个狭义的基本实践中的建筑师呢，我觉得就应该象冯果川说的用那三种手段去做。还有一种让开发商通过形式的震撼和智慧的产生改变他们固有的看法，即通过你的智慧和形式得到一种我们要的效果。
魏皓严：在很多层面上，规划师和建筑师对城市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既然你的技术能够做那些事情，那么你也可以用来做其他的事情。但是要硬碰硬地对抗实际上是没有作用的，因为知识分子所拥有的力量是知识，而权力机构拥有的力量是权力，那么资本所拥有的力量是财富，在这简单的三角关系当中，知识对后两者的关系当中，是不可能硬碰硬的。采用哪种策略，你要更多动脑子，想主意，用各种方法把走向往一个自己觉得比较好的方向引导。你觉得好的方式未必就对这个城市是健康的，只是你自己觉得它是健康的，那么别人也会按照他认为健康的方式来对你进行修正。从局外来看，大家都在这个系统中转，按照各自的方式对这个系统进行影响。
魏皓波：城市的发展有权力的关系、资本的关系、公众策略的关系，甚至地点的关系在里面，我觉得这潜藏着三种基本的社会信息码，权力的属性，资本的属性，公众的属性。作为一个建筑师你在这些属性当中调配，调配得好的话，可以解决很多现实的、物质的问题。因为资本的力量很强大，权力的力量很大，我有一段时间相当于政府的建筑师，盖宏大的项目，其实这与政府的，公众的力量并不矛盾，这就说明建筑师在其中的中介，协调与导向作用是很重要的。这个你看清楚以后你就会很明白自己的位置。所以我觉得，一个城市的发展，我们应该从大背景上了解它的现实度，总是能提供一种在这个大的背景背后，建筑师在这个位置之间的定位，这更能提供一种城市建筑与互利公众的策略。
李东：我们知道一位很著名的建筑师叫克里亚，他设计的建筑不仅政府喜欢，普通公众也喜欢，并且体现当地的建筑文化，材料也是用当地的材料。他为什么能这样，而我们中国缩小到我们重庆就没有这种可以引以为鉴的力量？我觉得很大一点就是我们的知识分子把资本的力量转移过来向权力机关讨好来实现自己的理想，但这样恰恰忽视了最底层的民间力量。我们如果能像克里亚那样，能细致到去问每一户的需要是怎样的，需要怎样的家庭结构？需要怎样的空间过渡？那么我们的建筑师规划师今天就不是坐在这里抱怨权力机构，而是自己在自己能做的范围内考虑有没有去满足民众的需要。
王灏：我认为必须有人抛弃一切诱惑，站出来说中国的城市发展该走哪条路或者说具体到重庆的城市发展该采用哪种的空间策略。
潘兆南：其实现在的经济和市场已经给了我们很大权力做设计，与其抱怨话语权的问题，不如在做的时候多考虑一下，我们在做什么？是不是可以更谨慎？可以更多思考？
有很多地方哪怕是不美或是不适合的，但是它是多样的，它应该在很多角落里出现。我们常常在制造城市化的大环境影响着很多不一样的人，把这样的人变成城市化的人，把所谓农村的人变成城里的人。我们看到农村会欣赏他们，为什么？因为我们都住在一样的城市环境，但是我们的确还在营造更多同质的环境，追求一种所谓的成就感。这其实还是一种封建思想在作怪，就像 “不愿意成为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不愿意成为大师的设计师就不是好的设计师。我们老在追求大师，为什么？因为大师有话语权，他想要做什么风格的东西人家都会花钱让他去做，不管它好还是不好，都会承认他的作品。
黄瓴：我觉得后新生时代还是该老老实实地做重庆的本土化研究。还有一点，我觉得无论乡村还是城市，没有一本真正有指导意义的书，来给我们深刻的反省和启示。在这里就需要一种态度去整合这些资源，并影响社会。另外，你就可以去认识有好见识的官员，跟他交朋友，这样他才会请你作顾问。通过跟他们接触，把我们的想法借他的权力和资本把我们重庆城市建得更美好。同时我们要培养平民建筑师，不能忽视社会底层，关注无论是自下而上还是自上而下的人群。
李程：我起码有七年没有回到重庆过夜，但是我看到“人民小学”几个大字的时候，我有一种超现实的梦幻感觉，觉得像在梦游。但在梦游的另一方面，白天我看到的情景，就是嘉陵江已经没有水了，如同城市没有未来。我觉得建筑师个人趣味不重要，就算做了一个伟大作品。一些喜欢投重磅炸弹、做巨构的建筑师，他们虽然也爱这座城市，但是他们的作品像丰碑一样被丢在了这个城市，这其实是在破坏这个城市，这样的建筑师是不可爱的。可爱的建筑师是留在重庆，为重庆建设踏踏实实作贡献的艺术家和建筑师，我非常敬佩你们。
多态之城
重庆在“国家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政策指导下最终会呈现一个什么样的形态呢？大城市抑或大农村？
姜珺：多面性指的是一个城市发展的差异性能够在一个空间上展现出来，使得这个城市变得多样性。现在重庆正面临着自上而下的统筹，国家把这里设置成为改革的试验区，这意味着大规则的转移，有难度，但里面也有契机，契机是把重庆人和这个城市的开放性得以保留，而封闭型小农经济、码头文化等将可能被消解或者是融化。
黄耘：我最担心的是统筹城乡过程中，人口向城市集中的问题。我在做渝东南的一个土家寨子的保护，以一种开放式博物馆的方式来做。但后来我发现做不来，为什么呢？我发现村子里几乎没有年轻人。如果没有人，文化就不是“活体”。城乡统筹主张的城市化过程中，应该重视地域文化的保护问题。城市是什么，是城市文明的载体。农村是什么？同样也是文明与文化的载体。如果放大来说，华夏文明的多样性就是由这样小的因子构成的，如果这都忽略掉了，就没法恢复。在这过程中很多东西会损失，很多东西会变成粉末，灰飞烟灭，这是很可怕的。时空爆炸最大的损失就是文化特质的消失。如果一个文明在历史上消失掉了，我们可以复原他，但如果一个文化消失掉了，就变成了“历史文化”，它再也不能复兴了。这会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
大家都知道重庆著名的“十八梯”，有什么“十八梯歌手”、重庆大轰炸遗址、十八梯老街等有趣的东西。把十八梯交给一个开发商，他会拆掉，拆掉以后他会建成什么样子？可以预料，“十八梯文化”就在开发模式为借口的“大爆炸”下消失。那怎么办？我认为通过说服政府，植入一种“规划要素”，使文化、经济等方面能够自行增长出来。
李程：关键是昨天下午提到的城乡统筹的一些政策，特别是一些移民政策，在当下城市化进程里，这对重庆是一个影响十分大的政策。
石岗：我今天想说的就是反对城市化。我们为什么要70％的人成为城市人口，我们为什么这样做？！重庆城市化要达到70％这个提法，我觉得是很有问题的。我们是不是就可以反对城市化：我们不认为过度的城市化是好的，我们不想顺这个方向继续顺从它，我们是不服的。
王灏：我觉得这不是城乡关系，而是整个城市是以什么样的状态来布置，是密集还是分散。它肯定有非常重要的一些核心区，比如说渝中区或者像我住在江北的那个观音桥，这样整个的公共空间非常明确了。接下来的重点就是你能不能提出一个完整的重点发展策略，比如说渝中区，我觉得没有必要在杨家坪或者什么地方再搞一个商业区，因为我们要突出重点。
许剑峰：多面重庆一方面是小重庆的多面，一方面就是大重庆的多面，我觉得大重庆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可达性的问题，就是交通的问题。现在提出的“半小时主城区”，“一小时经济圈”，“八小时重庆”，实际上都是交通可达性的问题，但是这个是投资非常非常巨大的，40km的路可能40亿就没有了，这个可能投资下去就可以改变那里的可达性，改变那里的发展关系。我觉得昨天讨论的话题是非常好的，就是城乡的关系，实际上我觉得重庆现在就是在补课，补以前落下的课，实际上重庆市被遗忘得太久了。以前重庆做了很多贡献，但是对重庆发展作用不大。现在重庆一方面在补课，一方面又希望发展得快一些，中央也希望通过重庆来撬动整个西部，能做出一些东西给大家看一下。
结 语
黄耘：时间也差不多了，今天谈得很有趣，话语很自由，谈得很好，还有一些很生动的词汇出现，像“自上而下”，“自下而上”，“解构重庆”，“城乡统筹”等。我在想论坛的作用，此次除了对在座的各位有些启发外，在座的除了有建筑师，有规划师，有艺术家，还有教师，我想，他们的东西会变成一种基因传给下一代，这也是一种自下而上的行为。
朱晔：我刚想到一个问题，就是开始也许应该给出一个定义，虽然话题是多面重庆，一开始没有给大家一个明确的"重庆"的定义。当然没有给出这个定义大家的讨论会更丰富和多元，但是如果给出这个定义，比如讨论的是重庆主城区还是直辖以后的重庆，还是政治经济学里面的重庆还是城市地理学的重庆，这样我们的讨论可能会更有针对性，但这并不妨碍我们今天下午大家的精彩发言和大家互相之间的交流。非常感谢各位老师和嘉宾，感谢大家的参与和贡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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