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刊发于《中外建筑》
2008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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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永洁•人文关怀城市空间
屈湘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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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记者：屈湘玲QU Xiangling
我们的城市公共空间太少关注普通人。—— 蔡永洁
当我问蔡老师，能否用一两句话概括他这么多年来,从事城市公共空间研究的感悟时，他非常有感触、毫不犹豫而且可以说是有点沉重地说出上面这句话——我们的城市公共空间太少关注普通人。
无论是看见他的人，还是听着他的声音，总感觉一缕阳光穿透云层照耀在你的身上。为了完成这篇采访，我一直想像着他的年轻与睿智，想像着他的阳光与爽朗，想像着他的明快与轻松，希望有一种恰如其分的感觉去把握我对蔡老师的理解，希望跨越时空感受蔡老师所赐予的精神魅力。但是，我始终没有想到，在他明朗的外表与声音背后竟掩藏着如此深邃的思想与深深的忧虑。那一下，我被深深地感染了……
城市公共空间应从“公共”入手
本刊记者：由英国雕塑家安尼诗•卡普尔（Anish Kapoor）设计的作品——一个直径35英尺的凹面镜“天空镜”（Sky Mirror），纽约洛克菲勒中心置在一个混凝土平台上，它那无缝不锈钢的表面，反照出第五街上流动的行人和车辆。这个23T重的凹面镜面对着洛克菲勒中心。凡艾伦协会执行理事艾迪•沙米称“天空镜”为一种强有力的‘城市干预’，因为它为过路人提供了机会，让他们发现和看到自己在一个难以记忆的公共空间里忙碌的情况。请问您是怎么看的？
蔡永洁：用艺术品来装饰城市空间是西方的传统，古希腊人在这方面有着高深的造诣，影响了整个欧洲的城市建设文化，并且一直到今天。那时的艺术家主要采取具体的表达手段，比如将伟人（思想家、政治家、运动员等）或神（也是具象的）的雕像放在城市空间里，这些艺术品一看就明白，它们直接赋予城市空间相应的意味，使其变得富有色彩。
通过间接（抽象）的表达方式，现代艺术引导观察者去看自己想看的东西，而不是像面对传统艺术那样的被动接受，主动的理性思考代替了感官的简单接收，观察者从被动的接受者变成了艺术活动的主动参与者，艺术品在那里成为观察者与艺术家之间沟通的媒介，这正是现代艺术相对传统艺术的魅力所在。镜子的反射作用让城市里来来往往的人们不断地反视自己以及周边的环境，你甚至可以在镜子里清晰地看到自己以及环境在潜移默化之中的变化，这种感觉与每天早晨起来梳洗时从镜子里观看自己有某种相似之处，你也许不得不感叹时光无情，由此而引发的思考可以是无限的。当这种面对处于城市空间里时，这种对话就变成了公共性的活动，空间因为艺术而变得耐人寻味，空间也因为人的参与而更加生动，空间因艺术品的存在而成为场所。艺术品本身可以是毫无功利的，这也许是单靠建筑师的工作难以实现的
本刊记者：由此引出一个概念“城市公共空间”，请问“城市公共空间”该如何定义与理解？
蔡永洁：谈到“城市公共空间”。首先须从“公共”二字入手。“公共”也是一个源自西方的社会学概念，可以解释为某一事物对一个无限族群的人是可以进入和可以感受到的，用“公共”二字也可以标明这个人的族群自身。在中文里，“公共”二字的字面理解可以是“公众所共有的”，与西方语言里着重强调的开放性特点（public）还是有所区别。我们可以查阅中国古代文献，这两个字从未曾出现过。林语堂在《吾国吾民》中曾对传统的中国社会进行过深刻分析，认为中国人的思想体系中缺乏“社会”的观念，“国家”的概念取代了“社会”的概念，“公共精神”对于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人来讲完全是个新名词。其实，林语堂当年的那种现代知识分子的自我批判精神直到今天还未能让国人信服，“公共精神”在今天的中国社会里还非常缺乏，国人对待陌生人的冷漠态度和不友好行为与西方人之间的以礼相待形成鲜明对比。
“城市公共空间”，首先是一个社会学的概念，它也源自西方。古希腊城邦文明一个重要的根基便是城市公共空间里展开议政与社交活动，因此，古希腊人对城市公共空间的塑造格外重视。在中国，宋代以前的城市管理实行闾里制，街道不是百姓活动的空间，更不用说城市其它公共空间（比如城市广场）的发展与繁荣了。西方文化进入中国以前，中国的城市建设基本上不存在对开放空间的刻意设计。我在2006年出版的《城市广场》一书中曾提到过否认中国城市有广场文化传统，这当然受西方学者的影响，但也更是自己对中国传统城市文化的理解，许多中国学者持不同看法。中国城市空间的开放始于宋代，而对城市空间有意识的塑造是西方文化进入中国之后，但是巴罗克带来的只是城市空间的造型，却没有西方城市公共生活的内容。所以中国的城市空间造型尽管付出很多，但却很少出现像欧洲传统城市空间里那样生动的例子，追根究底就是我们过多地关注造型，却忽略了人在空间里的活动，空间造型与人的活动还未形成默契。我们再来看与“城市公共空间”相关联的另一个建筑学概念——“公共建筑”，中西方的解释差别也是非常有趣的。中国人将住宅以外的几乎所有建筑类型都定义为“公共建筑”，显然，在中国人眼里只有住宅才是私人的；而西方人则将“公共建筑”理解为通过公共资源（土地、投资）建设的项目。
“城市公共空间”应该是所有时间、向所有人开放的城市空间，它是社会融合（Integration）的体现。优秀的“城市公共空间”应包容和吸引大量的、不同类型的活动，在《城市广场》一书中我将这定义为活动的强度和活动的复合度。活动的类型随着社会历史的变迁不断地变化着；在今天的西方，城市公共空间强烈地打上了市民休闲的烙印；在中国，与之同时存在，然而却更加醒目地仍是权力的表达（如行政广场），这在西方是专制主义的传统。
城市公园不应成为城市的肿瘤
本刊记者：城市真正的公园周围该不该建很多的地产，或者应该建什么样的地产，是不是对它的高度、容积率、建筑风格有所限制？它们的存在对于城市公共空间有什么样的影响？
蔡永洁：今天的城市公园（绿地）是政府建设“生态”城市的重要指标，但同时已成为城市商业开发的捷径，是政府与开发商磨合的结果。因此，高容积率和高档的开发成为弥补绿化土地成本的必然手段。开发强度当然还取决于城市规划，在城市中心区域，高强度的开发是不可避免的，所以就会出现纽约中央公园或上海浦东新区世纪公园这样周边高楼林立的情况。开放式的公园尽管属于城市公共空间，但它不拥有城市广场那样对各种公共活动的包容性，也就是说公共性程度不够高，所以在其周边开发住宅成为首选，这也符合住户观景的需求。
从本质上看，城市公园是城市休闲空间，不能构成对多种公共活动类型的行为支撑。如果我们把公共活动作为评判一个健康城市的重要指标，那么，城市公园的价值则远远低于城市广场。在中心城区，过大的城市公园对城市活力的提升显然不利，化整为零是更佳的选择。小型的街头绿地更能提升其使用效率，同时保证城市活动的连续性不被大型绿地所中断。如同城市广场的建设一样，以规模制胜是权力展示及政绩工程的动机所致。在今天的中国，许多城市公园还进行封闭或半封闭式管理，那么，这样的城市公园则是城市的肿瘤。
科学规划公共空间的尺度
本刊记者：二战以后欧洲很多城市被炸毁了，包括波兰。炸毁之后的波兰，残破的房子刚刚恢复，但每家阳台上都摆着花。大家在打扮自己家的同时，也在为城市空间增光添彩，无形当中私人的空间变成了公共空间。但是，我们现在对公共性有种恐惧，公共空间被私人空间挤占，公共空间变成了狂欢的葬礼。请问如何合理、科学地保持私人空间与公共空间的尺度呢？
蔡永洁：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社会学问题，单靠建筑师的设计显然不够。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城市生活由矛盾统一的两方面构成，即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一个健康的城市应该是在这两者之间形成默契的动态平衡关系。从个人的角度讲，每个个体总是希望最大限度地保证和扩大自身的利益，而社会及道德标准则对其进行制约，不损害他人及公共利益、公平竞争应是基本原则。由于文化的差异，中国人与西方人在对待城市空间的态度肯定有所区别。中国人“家”的概念很强，各人自扫门前雪的行为反映出公共意识缺乏。今天中国的城市和城市生活正处于一个不断开放的时期，城市公共空间建设前所未有。从社会心理的角度看，将私人领域直接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肯定不是好的办法，即使在公共性最强的城市空间里，我们也必须兼顾个人的感受，只有当个体在公共空间里找到安全感、能进能退时，公共空间才会吸引更多的人。因此，在公共与私密之间寻求一种巧妙的过渡值得我们建筑师好好研究。您所谈到的波兰的例子很有启发，事实上欧洲许多国家都有这样的典型城市景观，窗台上的鲜花承担着三重功能：装扮自家、装扮城市、私人与公共空间的过渡；从中我们也许可以学到一些。
今天中国的城市建设总体上表现出对私人利益的过多关注，这事实上与社会主义的理念和体制相悖。最典型的当属封闭式居住小区的建设，围墙将居住空间半私有化，大家认为这样安全。20世纪60年代，雅各布斯在《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中通过调研发现，真正的安全保障是公共监控，而不是围墙。围墙的存在不仅阻碍了城市空间（也包括人）的相互融合，还在客观上造成了土地资源的极大浪费和服务设施的重复建设。五年前，我们参与了《黄浦江两岸滨江公共环境建设标准》的制定工作，在“公共空间景观控制”的第一条便提出开放所有滨江空间，这与当时上海市政府提出的“把黄浦江还给人民”的口号相吻合。但事实上这很难做到，因为国情，大量封闭式的居住小区仍然在黄浦江边出现！您讲的对，我们中国人似乎对公共性有种恐惧心理。
历史建筑保护决不是城市的细节问题
本刊记者：您觉得城市细节设计应该从哪些方面入手？是特意为之还是顺其自然？对历史建筑的保护是否就是在关注城市细节？
蔡永洁：我们往往注重眼睛直接看到的东西，忽略本质问题，这与决策者的专业素养有直接关系。城市设计评判时常常出现的现象便是关注建筑形象、建筑材料运用以及色彩等非核心问题，这些都可以列入城市设计的细节问题。如果谈城市的细节设计，我的理解是与城市空间相关的建筑设计工作，我们这里还得回到城市设计概念中去。任何建筑设计的起始点始终是城市的，建筑必须是城市空间的组成元素，它在其中扮演着自己特定的角色。建筑设计首先是设计建筑物与城市环境的关系，因此，它显然不可能是随意的。建筑设计的第一步便是把握对象的角色，这是一项对建筑师的素养要求较高的工作，它涉及历史文化、设计任务、建造技术等诸多内容，由于建筑师的知识结构和理解力有所不同，主观的色彩在所难免。在此基础上建筑师制定设计策略，接下来的工作便是常人所理解的建筑师的设计活了，对一个熟练的建筑师而言比较好操作。
历史建筑的保护利用是城市建设的特殊领域，欧洲人的保护工作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在中国近些年才开始得到社会重视。几十年前，欧洲人就提出将历史城区进行整体保护的思想，在中国的许多城市还非常困难。以上海为例，尽管规划了十二个历史风貌保护区，但他们基本相对独立、各自为阵，难以形成整体风貌，这种保护策略留下的城市记忆将是片断式的。从这个角度看，历史（建筑）保护决不是城市的细节问题，它可以直接决定城市的性格。
给城市细节一个空间
本刊记者：老子说，“天下难事，必做于易；天下大事，必做于细”。认真审视城市建设中的细节，正视细节上的缺憾，“大”处着眼，“小”处点睛；“难”处着力，“细”处传情。可是当我们的视角聚焦到城市的街头巷尾，去“放大”城市的“细节”时，不难看出许多不完美的地方：不起眼的坑坑洼洼小路；偏远城区垃圾遍地，污水横流。请问作为城市规划者如何采取措施解决细节不美的问题？
蔡永洁：城市规划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中国的城市正处于一个大发展时期，它的特点是高速、粗放，与西方工业化以及二战之后的重建时期有相似之处。欧洲的城市从20世纪70年代末才开始对城市空间进行“再加工”，后现代主义思潮、城市复兴运动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经历了城市的再改造，今天的欧洲城市看上去格外精致，显得极具人情味，这是几十年有意识努力的结果，也是物质财富大幅度提高的基础上，市民对城市空间品质要求不断提高的结果。因此，要更加细致地进行城市建设，经济实力和市民的公共意识提升是前提，随着时间的推移，这项工作会慢慢凸现出来。事实上，在中国相对发达的城市，城市空间的再改造已取得成果，如诸多的旧城改造以及各种产业遗产的再利用项目。这类建设工作在以后的几十年中还会越来越重要，将会成为建筑师的主要工作内容。
本刊记者：很多人都在抱怨：我们现在的很多城市状态很单一，没有街巷文化，没有城市的细节。而凡是去过台北、东京的都会有这种感受，那些地方有很多的街巷文化，日本的小巷子里面，穿着和服、木拖鞋在小巷里面享受他们的街巷文化，而我们没有，作为一个城市设计师您是如何关注细节的？
蔡永洁：中国传统城市文化遭到的破坏众所周知，自宋代以来形成的街巷文化消失了，而且这种街巷生活的物质载体——城市空间也消失了。中国的城市建设没有经历过现代主义的洗礼，所以缺少对它的批判，结果是简单地拿来。中国当今的城市规划基本上没跳出古典主义、巴洛克（形态）以及现代主义（功能）的框子，因此今天的中国城市千篇一律，丧失了个性。宽阔笔直的马路以及相互间毫无关联的高大建筑物成为城市的典型面貌。新世纪之后，建设者们才开始真正意识到空间丧失的后果，在越来越多的项目中出现了人性空间的塑造。
在城市设计工作中，我一向注重两个关键问题：一是空间结构与类型，二是空间尺度；我认为这两个问题是城市设计的核心。空间结构决定空间的基本架构，空间类型决定空间的形态特征，这二者都取决于人在空间里的活动方式，并具有浓烈的文化意味。如果说我们在城市建设中试图探寻文脉传承，空间结构与空间类型的研究是非常有效的，这绝对不是表面的形式问题。空间尺度解决空间与人的比例关系问题。传统城市空间一般都具有亲人的尺度，也是我们学习的源泉。至于说更加深入的研究已不属于城市设计的关键范围，我们还应该给建筑师预留出发挥的空间。当然经常是事与愿违，委托方常常要求我们的城市设计工作最好达到建筑方案的深度。
后记：城市是我们赖以生存的集合体，关注城市也就是关注我们生存的空间。本期的两位嘉宾分别从城市设计与城市公共空间两方面进行分析，提出了城市设计不是设计建筑，城市设计要做到共享共生，在进行城市公共空间规划与设计时，就应强调普通民众的利益。
公共空间是自我表演的“前台”，而住宅是自我的“后台”，是真我（the authentic）得以展现的场合。城市公共空间作为公民权利行使的场所具有重要性，它能提供一个市民交流、休憩、娱乐的平台，但在我们现在的商品社会中却往往被漠视，戈夫曼说。
蔡永洁教授在采访中提到，中国当今的城市规划基本上没跳出古典主义、巴洛克（形态）以及现代主义（功能）的框子，因此今天的中国城市千篇一律，丧失了个性。不过到了新世纪之后，建设者们才开始真正意识到空间丧失的后果，在越来越多的项目中出现了人性空间的塑造。
作为建筑专业媒体，《中外建筑》秉着对城市的尊重，对生态的关注，对人文的关怀，从2007年第12期开始，一直在建筑界、规划界乃至艺术范围内致力于对城市的探寻，期望从不同城市的挖掘中得到对城市问题的更理性化认识。
本期采访的两位专家，他们在城市研究的不同方向均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他们精辟的分析、细致的陈述，以及给我们现在的城市研究一剂良药，清除城市的不良肿瘤。良药，也许没有味道，甚至还有些许苦，但服后你会觉得神清气爽，对于这种有益无害之良药，为何要拒绝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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