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刊发于《中外建筑》
2009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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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欣的理想王国
屈湘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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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欣的理想王国
Qi Xin's Dream Land
本刊记者：屈湘玲QU Xiangling
我们每个人都有着自己的理想，也都不自觉地在构建自己的梦想之都。从名校走出的齐欣，在摆脱约束的时候，也在不自觉地营造一个属于自己的王国。
齐欣先生，表面严谨，内含幽默，即便在采访时，也不忘调侃几句，让这个稍显正式的场合变得轻松自如。
齐欣先生，虽然风趣，但认真执着，从题目到文字，他都认真地审核，一如他自己的工作，诚如他所说的“良心与认真”，由于线路的问题，我们的对话进行的并不是很畅通，但这丝毫不影响我对他思想的理解，虽然有点弯曲，但是圆润且富有张力。
跳越束缚的清华
本刊记者：您与清华的渊源深厚。从您的经历看，清华成就你的同时也曾束缚过您。请谈谈清华成就了您什么？又束缚了您什么？
齐欣：清华是国内的名牌大学。在高起点的地方学习，是在走捷径。但清华的建筑学专业在世界范围内还比较弱。走到国际环境里后，原来学到的知识有一定的牵制作用。
本刊记者：您说“学校里学的东西是技巧和方法，文化是一生的经历”。那么文化在您设计中所处位置如何？
齐欣：设计中很多东西不源于技巧。技巧当然是必要的，但它只是手段。除了手段，更多是对生活的感悟，由感悟产生各自的文化认知。这需要时间和阅历。
设计是厚积薄发
本刊记者：您不爱看书，连带图的也很少看，在这个信息时代似乎是个另类。您不爱走访名胜古迹，也不是一个建筑师应有的特征。这似乎割裂了两个最直接的灵感来源，那创作灵感来自哪里？
齐欣：我比较懒。但好多建筑师朋友和我也差不太多。上星期我们几个建筑师凑在一起，发现都不看书，开会不做记录，不读任务书，懒得参观等。所以我这个另类也不特别孤立。还有，我们都对数字和名字不敏感，记不住。一问多少平米，造价多少，全都傻眼；一问张三李四、老板领导，也记不住，叫不出名。其实开会时都做过笔记，后来发现都不看笔记，等于没记。有个解释比较对：“忘了”说明不重要，重要的肯定记住了，所以也就不用写在本子上了。至于读书，这是个怎么学习的事儿。读书属于填鸭式的灌输，在生活中学习属于修身养性。灵感可以来自生活的任何一点，任何一段经历。你也说不清是那一段经历或那个细节使项目向某个方向倾斜了。
本刊记者：但建筑设计需要大量的积累，需要厚积薄发？
齐欣：对，所以都说建筑设计是个老年人的职业。积累并不意味靠灌输书本上的知识，自己的生活也是积累。
本刊记者：您曾说过设计要“认真”和“良心”，请问在您的作品中是如何体现的？
齐欣：认真属于职业建筑师最起码的道德。我毕业后，有一段时间在国外。西方国家比较注重职业道德。我现在之所以如此，与在那里所受的训练有关。也许本来就应该如此：花别人的钱，认真把事做好。“认真”还与我的性格有关：我很在意所画的每条线，涉及墙的位置、厚度、卫生间、楼梯间等等。擦了改，改了擦，不到满意不罢休。“良心”可能就是对社会、对城市的关注，因为没人会因为你关注了这些事而付你设计费。
建筑是否要礼让？
本刊记者：建筑是否“礼让”与它的功能有一定的关联吗？
齐欣：当然，与其性质有关，与其所处的位置有关。
本刊记者：“礼让”是不是建筑与城市沟通的最好途径？
齐欣：也不能一概而论。设计要因地制宜，因时制宜。永远要考虑时间、地点、人物。有些建筑可能需要突出自我，比如故宫，再比如国家体育场；大部分建筑则更需要相互协调，它们对城市的贡献在于铺垫，或修补缺陷，改善城市。
本刊记者：您对项目的选择标准是什么？
齐欣：我什么项目都接，不选活儿。我不去找活儿，也就没有道理选活儿。找上门来的业主让我们做什么都行：大到城市，小到鸡窝。如果拒绝（到目前为止很少发生），是因为他给一张图片，让我抄。只要有创作空间，我都愿意做。
本刊记者：您曾对那些过度侵犯私密性的设计表示过不满，试图说服开发商理解围合空间的私密意义，并试图对北京传统的四合院进行演绎，而不满足于简单地复制传统居住形式。
齐欣：其实这是对生活方式的理解。不光在中国，全世界的居住建筑都要关注私密性。最近这五六十年我们经常在强调整齐划一，因为社会主义制度讲人人平等。于是排排板楼、户户朝阳遍地开花。而排排房的做法也不是中国独创的，现代主义就主张这么搞。搞了这么多年，中国，乃至全世界对它都有一个反思：什么是最适合人居住的房子？回过头来想，老北京就是一个挺好的实践，与特定的地理、人文环境结合得很好。另一个问题，是开发商很关注客户群：搞院落住宅，针对的是哪一群客户？其实任何人群都是人，人与人之间的差异没那么大。在老北京，皇上的房子与黎民百姓乃至乡下农夫的房子，从本质上讲没什么差异：都是一层，都由简单的“间”围合出院落。这种住宅类型，以及由此导致的城市形态，与现代主义所倡导的排排房大相径庭。
编织理想之王国
本刊记者：目前关于城市建设有一个概念称“拟人城市”，您的理解是？
齐欣：把城市当人看？那是柯布的想法：把城市分成肠子、肚子、心、肝、肺，搞功能分区。这种做法至少在二十年前就引起了很多人的批评。现代主义这代人的思想后来又传到苏联，再从苏联传到中国。建国后，北京最初的规划是在苏联专家的指导下做的，有重工业区、轻工业区、文教区、购物区等。后来又附加上了商务区、体育区等。这是一个比较失败的做法。自然生成的城市是混合型的，在同一区域里有很多事情在发生，并不是一个地方只能办公，晚上就没人了；另一个地方只是睡觉，白天就没人了。如此规划会导致人穿梭于几个区域之间，造成交通拥挤、能源浪费、土地流失、筋疲力尽等。我不知道为什么现在会有人拿出这一套理论来讲。我不认为这是一个特别有道理的事。
本刊记者：您曾有个在北京香山脚下的项目，叫“传城”，您说是在“编织理想国”，这个词很新鲜，讲的是建筑，听起来又像城市。建筑和城市的关系如何？
齐欣：我们在从事城市建筑的设计工作，生活也基本发生在城市。在法国学习时，我主修的也是城市设计，所以一直比较关注城市。我也不是一个例外，很多人与我类似。比如都市实践和马达思班，都很关注城市。我们做的东西往往是城市的组成部分，一个构件。这一构件应该有助于这个城市的发展。欧洲人对城市特关注。在欧洲做设计，最起码要先把这个城市的地图调来看，然后再看那个街区的图，然后再看左邻右舍，然后再想你这个建筑该怎样设计。多数中国人不太关注城市。接到一个项目，人家不太给你介绍该项目所在的城市，直接拉你到这块地上，有时地块上也确实没有左邻右舍。即使有，还是不知道这座城市是怎么回事。
这又回到了一开始的话题：时间、地点、人物。不了解城市，或不了解建筑所处的环境，显然就是对地点关注不够。地点还包括物质和精神的两个层面。你还应当关注人物，方方面面的人物：甲方、管理方、建造方、使用方等。对所有这些先决条件的理解促成一栋自然生成的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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