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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07-03 11:1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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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飞:出书海与入世间

王飞:出书海与入世间
撰文 李威霖

ID=《室内设计师》
王=王飞

ID 记得第一次见到你是因为《交叉视角:欧美著名建筑与城市院校动态访谈精选》一书的编辑工作,是在2009年,你刚回国不久。那时你已经在很多国外高校担任过教职,是怎么决定要回国发展的?当时对未来是怎样规划的?
王 我从本科时就对中国的建筑教育挺不满足的,感觉天天就是照范例画图,设计作业期末时交图,然后两个月回来后除了一个分数之外得不到任何反馈,在思维方式上不会有太多激发和长进。于是我就对设计课采取了一种比较投机的处理方式:我研究出作业拿高分需要具备的条件和特征,在别人拖到最后才动手时,我已经提前两周把图画好,其余的时间我就做自己认为有意义的事情,比如参加很多国内外概念设计竞赛,还拿了不少奖。一方面获奖是对自己的一种鼓励,另外竞赛的内容涉及各种领域和类型,需要阅读和研究众多相关的资料,其中有很多文献如果不是因为某个竞赛估计是一辈子不会去接触的,无形中也扩大了知识储备和训练了思维。那时我就有一个期望:想要改变中国建筑的现状。依靠什么呢?当时所能想到的就是当老师,可以影响学生。
毕业后在同济设计院工作了一年就去美国弗吉尼亚理工大学读研了。选择这个学校是因为奖学金多,而且导师是建构大师Marco Frascari,我们之前翻译过他的名篇,我也非常乐意跟他学。之后在普林斯顿一家商业事务所工作了一年,前中后期的工作都做了很多。当时已经计划好去加拿大跟理论大师Alberto Perez-Gomez读历史理论,这样就去了麦吉尔大学。那里的历史理论课程训练非常艰深,19世纪前的建筑学、哲学、解释学的著作几乎都要读遍,有时随机抽取的历史理论研究内容只给学生两周的准备时间,就要在课堂上作一个小时的发言,如果出现错误导师会毫不留情地批驳。女生基本都哭过一遍,但是那样的训练下来长进确实很大,对此我很庆幸。我喜欢研究历史,因为我坚信任何创新都不是从零开始的,大师也是学习前人,了解历史和前人才能更好地针对当下、面对未来。那几年的历程让我形成了自己的人生观和历史观,在设计和教学、写作中都有深刻影响和表现。
毕业后就开始了我的教师生涯。第一份教职是在美国北卡州立大学做访问助理教授。除了教授本科1、2年级的设计课,我开了一门受到我两位大师导师的影响而编纂的研究生历史理论课程“建筑图纸和再现的历史理论”,很多学生比我年纪还大,我又非美籍,且是亚洲人,压力蛮大的。为了镇住他们我还开始蓄点胡须,所幸最终的教学效果很不错,也让我有信心去申请更好的教职。之后在肯塔基大学设计学院院长Michael Speaks的推荐下我去了密歇根大学,当时做了很多基础教学,认识到针对不同人群该怎样教。也是那时慢慢清醒地看到身边众多知名的建筑教授们,理论非常强,但都没多少建成项目,最多有一些装置作品,或者制作很深奥的理论图纸,做几个室内设计,感觉这好像不是我作为建筑师该有的终极目标。于是,在英国AA做了两个月访问教师之后,决定回国看看。那时其实也还没确定要留在国内,只是在美国很难拿到永久教职,因为经济大环境不好,校方必须优先考虑本国人的就业。而我还是想教书,但国内执教的环境并不好,薪资低、事务繁琐,使得老师很难专注教学和研究。另外那会儿我还是个蛮单纯的学者型的人,觉得自己很难适应国内的人际关系和过快的生活节奏。回国后拒绝了新加坡国立大学的教职,获邀去中国美院任教,结果就这么留下来了。当时想的是以教学和研究为主,再做一点设计与出版之类的工作。

ID 但你似乎没能按这样的方向走下去。
王 对。现在是以设计为中心,兼顾教育、出版、研究、讲座、展览等。因为我越来越感到,通过教育影响年轻人、改变一些现状,这样的力量是非常薄弱的,能影响的人很有限;与美国与欧洲众多优秀建筑院校不同,现在国内的建筑教学与实践仍然很脱节,依然很缺少专职的实践建筑师参与教学,评图时缺乏多元化的视角,没有太多的变化与激烈的争论。学术也是如此,我个人认为在中国真正做学术的比较少,文献出版量很大,但特别有价值的很少。要影响未来的设计师,实践很重要,而一个好房子的影响力对于改变人们看待建筑的视角而言强大得多。

ID 是怎么逐渐“偏移”到设计上去的?
王 在国外的时候其实也一直关注中国的情况,时常在国内媒体上发表文章。每年夏天回来还会跟同学,也就是我现在的合伙人一起合作项目。我回国任教没多久,他为我谈下了两个很好的项目,就让我直接去跟甲方谈。第一个项目是北京某房产公司的办公总部,我拿了很简单的草图就去了,也不知道国内交流的方式是怎样的,就连参考图片都没有,有什么沟通不明白的地方我就现场画,结果居然通过了。后来甲方负责人跟我说,他们做了这么多房地产项目,从来没有像这次这样第一轮就通过的。由此我信心大增,也下定了留在国内的决心。加入了我合伙人大学毕业时创立的工作室,我们把名字、LOGO、网站等等全都重新包装,改变运营模式,到现在已经完全自主接项目了。吸引到的人才层次更高了,人员构成更多元,也有出色的学生来实习。我就发现不光设计能让我愉快,建立团队也让我很有满足感。现在公司30人左右,算是中型公司。我在设计之外还要打理人事管理和对外宣传等,会组织大家举办各种有意思的活动和培训。
设计的道路走起来也不是一帆风顺的。2011年市场开始萎靡,很多房地产公司都在观望时局,对商业公司的影响就比较大,我们的好几个项目就无限延期了。还遇到不少让人无奈的项目,比如在上海市中心一个里弄内部的老菜场改造为创意的办公空间,未能完全建好就因为用地许可问题被终止;还有一个项目,反反复复修改了8轮,结果甲方直接盗用了我们的设计就建成了,而且盗得面目全非,效果恶俗。这些事情让我明白,很多东西我控制不了,但是我要灵活应对,在极短时间内和很局限的条件下做出最佳的决定。
虽然现在重心更多地放在设计上,教书也没丢下,还经常一周有四个半天同时在同济大学和香港大学教授以研究为主体的设计课程。教书令我真正感到放松,因为可以不用考虑太过实际的、繁杂的事务,只要思考设计与研究就可以了,算是让自己透口气,也能保持自己思维的活跃与灵感的激发。

ID 在那些不顺利或遭遇江湖险恶的时候你是怎么想的?有没有想过不如回去过那种象牙塔的生活?
王 挫折也是经验,只要别一再掉到同一个坑里就好了。不经历这些就不知道怎么看人。我谈及商务时常常很容易就被打动了,现在我就知道要跟合伙人各司其职,我走学术化专业化道路,只谈设计。这样的操作出现大问题的可能性会小很多,而且给甲方的印象是我们分工严密,配置比较全。其实现在我已经很难回到回国前的生活状态了。2011年有一部美国电影《Liberal Arts》,我看后深有感触。它讲一个30几岁的男教师,工作乏味单调,总是怀念以往的大学生活。某天他突然接到大学时代最喜欢的教授请他在自己的退休晚宴上做个演讲的邀请,他迫不及待地就去了。故地重游,他遇到了很多人和事,却发现已经完全回不到当初的状态了。其中有一个场景:他离开母校回到自己的城市,来到常去的书店,一直最爱的书还在原来的位置,可他再也找不到原来的感觉。他说:“合上书之后,书外的生活更美。”我觉得特别有共鸣。书中什么都有,但书外的世界不能屏蔽。

ID 你觉得书外的世界给你带来怎样的变化?
王 回国这四年,慢慢让我的思维方式从学者型向综合型转变。三年前的我,不会愿意去处理管理和营销的事情,做一个简单的文艺设计师就足矣。但很多时候如果不是从更宏观的角度去理解,包括理解市场、个体的人、团队、项目类型、思潮等,就很难做出好设计。以前埋首书山,自由时间很多,像退休以后的生活;现在一个月读不了几篇文章,都是快餐式浏览,心境已经不那么慢、那么沉了,只有开始写文章的时候才能在短时间专注大量文献。但反过来看,从偏离实践到回国后真正把一个建筑落实,那种感觉是前所未有的。心态也有很大变化,从不想也不知道怎么与甲方和各个工种打交道,到现在可以主动联系甲方,沟通也比较顺畅。
我开始在意很多以前不会在意的东西,从得过且过,到享受生活。不再只关注精神,也会追求物质。现在基本每个月都会挤时间休假,去各种有意思的酒店、茶馆酒吧、画廊、博物馆,也时常去体验各种美食。我发现只有更好地理解生活,理解人的需求与最直接的五感,才能更好地设计。今年有一个酒店的项目,跟甲方谈的时候,我就可以给他很多建议,因为这么多年我已经收集几千张图片、上百个案例。甲方很快就被打动了,虽然我们没有建成的酒店项目,但我可以通过跟他谈生活让他们理解我们的思维与操作方式,以及项目的愿景。如果没有这种经历和思考,可能我就只能从设计的层面谈,就未必这么容易沟通。
从2003年到2009年,我每年从一个城市漂到另一个城市,甚至另一个国家,四海为家;现在无论在哪,想到上海会有家的感觉,有归属感。上海是一个十分丰富、很有生活的城市,总能发现新的东西。发现新鲜的去处也会带给我成就感,让我更好地理解城市,理解设计。比如我就偶然发现五角场有一家挺有意思的日本餐厅,设计非常棒,老板本来是搞金融的,自己一手设计了餐厅,还在苏州与杭州各有一个相似精神但不同风格的会所与茶馆。我就在想,现在很多甲方本身素质也比较高,见多识广,有时可能真的比设计师更有想法与视野,这引发了我对设计师的定位和方向的很多思考。很多人住在一个城市反而会忽略它,但我喜欢去探索更多。

ID 有没有想过在这个书外的广阔世界里走得更远点?比如经营其他产业?
王 有。现在就一直收集古玩、古地图和一些特别的图纸和手稿,也投资电影。现在很多设计师有“第二产业”,做产品的比较多,还有开餐馆、开旅店、卖家具等等。我会研究这些盈利模式,比如建筑设计做一单是一单,而产品设计一单出来是可以量产的,那就更有盈利性;在四川藏区稻城亚丁做村落改造,也想过收几个老房子做设计酒店。虽然想得都很粗浅,但至少会想了,以前觉得这些跟我毫无关系,这也算跨出了第一步吧。

ID 在设计行业,“80后”设计师已经崭露头角,你觉得你们这代设计师有哪些共同点或时代特质?
王 生于1980年,我对“70代”和“80代”都有归属感。生于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的这批人应该算是上下摇摆的一代,夹缝中的一代。在专业学习方面我们基本功比较扎实,但资讯没那么发达。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我们入校时一片懵懂,97级的学长可以教给我们很多东西,而到我们辅导99级新生时,人家什么都准备好了,那时感到好震撼!还有测绘古建筑时,我们这届还抱着大画板,到下一届就抱手提电脑在现场用CAD画图了。在新生设计力量中,我们这一代看上去已经给人蛮沉稳的感觉了,很多人是所在单位的中坚力量;而“90后”乃至“00后”则更无所顾忌,保持着一直往前冲的态势。

ID 谈到时代的发展,现在设计与媒体传播的关系日益紧密,但对于空间的图像传达也存在各种争议,你对此是怎么看的?
王 现在建筑在很大程度上简化为图像了。这里确实有弊端存在,我们会戏称很多项目为“杂志建筑”,至于现场就没法看了。甲方在杂志上看了中意的国内外的建筑图片,觉得不错,就复制一层表皮拿去用,完全不考虑空间内外的关联。有老外建筑师朋友就跟我讲:在中国做建筑只要做好两件事——外立面和公共空间,剩下的如果控制不了就只能随他去了。很无奈,但大环境就是这样。
另一方面,图像也确实有很大的意义,不仅在于表达和展示空间,也能成为一种设计的途径。比如之前我们设计的一家酒店,我就花大量时间做了中国风的拼贴图,甲方未必理解,我也不是为了包装,首先是满足我心里对这个项目的期望和梦想。扎哈早期有很多图无人能解,她说这就是画给自己的,需要这个过程来进入设计状态,但有另外一套图是给施工队用的。其实每个成功的建筑师都有自己制作建筑与图像的特有方式,这也是我在设计教学中非常强调的,经常会让学生做拼贴、多媒体重叠、游走路径图、五感图等等。

ID 有没有考虑过继续扩大公司规模?
王 目前人员是跟项目走,公司其实还是在逐步完善中,和很多公司相似,我们也需要更多能成为中坚力量的中层。我跟很多事务所的主持人交流下来,一般一个主管能有效地管理10人就是极限了,我们三个合伙人目前把控30人左右的高效规模。去年很多大公司都在裁员,我们还是要稳中求胜。

ID 你怎么看待自己的现状和未来?
王 我总对人说,成功不可借鉴,失败总是有相似教训的。人人都需要有适合自己的路,要成功就要找到这条路。每个人身上总是交织着理想和现实,我们这一代机会没前辈那么多,甲方的期望与视野也越来越高远了,我们就要考虑这样的条件下该怎么办,而不是抱怨怎么没早生20年。就我个人而言,因为兼具设计、教育、学术及媒体等多重身份,我的思考往往是综合了多重视角,设计里整合有历史理论、社会学、人类学等多个维度,也会很生活,还会考虑如何向大众传达。所以在设计上,我们就选择商业路线和学术路线并行,并基于设计展开其他领域的探索,我想这就是适合我的路。
未来我觉得尽全力做好房子就可以了。身边有很多朋友有大师梦,我觉得把成为大师作为目标并没什么意义。在国内外建筑江湖这么多年,我拜过众多名家,访过许多好房子,也知道自己的极限在哪儿。人要认识自己,有自知之明。曾经我是个有点文艺的设计师,只想要盖很酷很理论的小房子足矣,现在拿到一个项目,我首先考虑的是怎么建、用什么材料、多大造价、怎么交接、工期多长、满足什么功能,然后才轮到酷不酷。尽管过了两千多年,firmitas、utilitas、venustas,(简言之坚固、实用、美观)依然是建筑基本的三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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