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集体公共空间
abbs
|
贾斯廷-麦圭克
城市“集体公共空间”（commons）和服务增加，有希望在单一的城市开发政策之外，为更好地开发城市，提供一种公众分享的选择。但这种努力如何从当地公园项目的水平更上一层楼，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集体公共空间”为市民提供一种选择
目前，谈论“城市集体公共空间”已经成为一种时尚，而且原因很清楚。传统上所谓的“公共概念”在退缩：政府公共服务处于紧缩政策的摆布下，政府公共经济住房被出售，政府公共空间越来越变成一种可有可无的东西。
在一种不屈不挠的新自由主义的环境中，“集体公共空间”似乎对政府和私人之间的较量提供了一种选择。公共拥有和使用土地或服务的概念的谈论，是一种21世纪的敏感词。用行话来说，就是“公民参与”和“对等生产”等。至少，从理论上讲，“集体公共空间”完全有基本的潜力。
然而，为什么在任何时候，城市“集体公共空间”被提及时，都涉及到社区花园？而新的城市政治的创始者总是种植甘蓝和大黄（食用大黄）。
“集体公共空间”按比例地增加，能影响一个大都会的运作方式？能够处理诸如住房、能源使用、食品分配和净化空气等问题？换句话说，城市能被作为“集体公共空间”来设想吗？或采取一些强制性的措施扩大“集体公共空间”吗？
英国有独特的，不断地写进伦敦的档案的“集体公共空间”的历史。温布尔登（Wimbledon）、克拉彭（Clapham,）、伊林（Ealing），都有集体公共用地。在些地方，英国人的祖先曾经有权放牧他们的牲畜。
但十八世纪的“圈地运动”将大部分的土地转入私人手中，把它变成一种可销售的资源，创造一个无土地的工人阶级。
在今天，“集体公共空间”存在的问题是，人们仍然倾向于把它当作一种公共资源，不管它是海洋、河流还是鱼类资源。
这是一个误解。因为人们不能在没有一个共同的管理战略的情况下，拥有共同的资源。美国公共选择学派的创始人之一埃莉诺-奥斯特罗姆（Elinor Ostrom）认为，“集体公共空间”需要一套法规。
2009年，埃莉诺-奥斯特罗姆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其获奖理由是，她证明，如果有一个起作用的制衡系统，这些公共资源不会屈服于所谓的“集体公共空间的悲剧”（某些人会取得比他们应分享的更多的资源）。
“集体公共空间”最好理解为一个动词
因此，与其说“集体公共空间”是一种资源，倒不如说是一种程序，一种由人民的团体分担责任的社会关系的架构。比如，分担一个花园，甚至分担他们的街区的管理。正如美国历史学家彼得-莱恩博（Peter Linebaugh）说的，“集体公共空间”最好理解为一个动词。
目前，“集体公共空间”作为一个理念流行，部分是受互联网的推动。还有一个推动力是，网络工具使大型群体从事这方面的组织和宣传更加容易。
开放的代码软件，维基百科网站（Wikipedia），这种有创意的“集体公共空间”和社会媒体，使知识共享成为可能，同时证实了这种水平组织的气质。
在城市，获取“集体公共空间”，更经常采取在剩余的土地上，或在一些楼房间隙建设花园的形式是很明显的。因为土地有限，并且，因为建设花园比建设楼房更容易获得批准。
但甚至建造花园的创新行动也经常受到威胁。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后期，纽约市长鲁迪-朱利安尼(Rudy Giuliani) 试图卖掉100多个社区花园。在柏林，最近发生了为了保护废弃的滕伯尔霍夫机场（Tempelhof）的绿地，民众与开发商的斗争。
事实上，这经常是“集体公共空间”主张自身权利的理念的紧要关头。在开罗的“解放广场”（Tahrir Square），在伊斯坦布尔的盖齐公园（Gezi Park），在纽约的祖科蒂公园（Zuccotti Park），通过民众的抗议运动接管了这些地方（祖科蒂公园除处），将国有的空间，改变为临时的“集体公共空间”。
类似的情况是，希腊的经济危机，在雅典导致“集体公共空间”的复活。被市政当局忽视的公园，开始由居民团体维护。在巴西的贫民窟，有大量的“集体公共空间”出现的例子。在那儿，许多社区以共建“集体公共空间”和共同管理环境为骄傲。
通过共属住宅创建幸福社区
问题是，是否“集体公共空间”以它强有力的政治维度，一方面能超越极端的需要和象征性的抵抗；在另一方面，“集体公共空间”是否是无害的本地创新，并且有令人鼓舞的例子。
正在开始以很大的规模和复杂性完成的“集体公共空间”项目，出现在巴黎郊区的科隆布。从2012年以来，Atelier d’Architecture Autogeree建筑事务所开发的战略是，它的共同主任多尼亚-佩特雷斯科（Doina Petrescou）说的“自下而上弹性恢复战略”（bottom-up strategy of resilient regeneration）。它超越了典型的城市农业创新。
真实的情况是，科隆布的“集体公共空间”，有一个集体使用的微型农场，但只是三个项目之一。另外两个项目，是微型再循环利用工厂和共用生态住房。
按照这个创新计划，现在有400个市民共同管理5000平方米的土地，生产食品、能源和和住房，同时积极约束废物和用水。
按照欧洲标准，这个创新计划是一个可选择的城市生活方式的大规模的试验。但更大的目标是在今后5年内，增加5个以上的这种综合项目，并且将其发展为一个以“集体公共空间”为基础的市民运动。
这只是个案研究，证明数百名普通市民，而不是活动分子，可以创造一种非传统的城市经济。
然而，总是出现的问题是，“集体公共空间”包括了哪些人？与为所有人的利益的，由政府掌握的“政府公共空间”相比，“集体公共空间”可能更容易成为“飞地”（enclaves）。
在“集体公共空间”的人们，往往是住在同一个地方的、人数有限的、利益相关的群体。当外来者主张对所谓的“集体公共空间”的权利时，会发生什么呢？
希腊“空间政治”（spatial politics）学者斯塔夫罗斯-斯塔夫里德斯（Stavros Stavrides）指出，“集体公共空间”仍然是一个开放的社区，它必须能吸收新来的人。
斯塔夫罗斯-斯塔夫里德斯最近在伦敦的一个关于“集体公共空间”的演讲会上说，“集体公共空间”不是固定不变的，它不断地吸收那些能够参加的人。
“集体公共空间”要求“体制创新”
社区变得越大，社会关系就越复杂。但这不会必然是一个障碍。更大的挑战似乎是，“集体公共空间”能否在不给社区以过度的负担的情况下维持下去。
近年来，最鼓舞人心的创新社区之一，是马德里的Campo de Cebada社区。这里原来是一块废弃了的土地，一些建筑师和本地的居民，将它改造成一个公共广场和文化空间。
但是，这个群体的成员朱罗亚克（Zuloark）最近承认，他们都厌倦了。因此，“集体公共空间”需要有“可持续性”。否则，它的理想主义的潜力，就会与它的成功的必要条件的不实际低估发生冲突。
英国最近的政治话语没有新意，甚至冷嘲热讽，是错误的。保守党的流产的“大社会”（Big Society）议程，乞灵于一种模糊的志愿服务体制，弥补地方政府的预算削减。
英国的雇员的工作时间，是欧洲最长的，他们却被期望为他们的社区服务？由于“集体公共空间”思维方式兴起，他们需要超越“礼物经济”（gift economy）的概念，并且进行系统重组。
希腊“空间政治”（spatial politics）学者斯塔夫罗斯-斯塔夫里德斯指出，由于“集体公共空间”的概念和实践成为主流，要求有新的管理体制——特别是新的政治体制。
到目前为止，“集体公共空间”的政治的灵感来自欧洲以外的国家：来自玻利维亚的科恰班巴市（Cochabamba）的水上“集体公共空间”系统，或者来自墨西哥恰帕斯市的Zapatistas“集体公共空间”，或来自最近在科巴尼（Kobane ）的叙利亚库尔德人。
但这种情况可能在改变。随着西班牙“巴塞罗那集体公共空间运动”（Barcelona in Common）的成员艾达-科劳（Ada Colau）最近当选市长，“集体公共空间”的管理体制终于在一个重要的欧洲城市有了立足点。
如果“集体公共空间运动”像“巴塞罗那集体公共空间运动”那样参与政治决策，那么，“集体公共空间”可能开始重塑人们对公民权和可持续性的理解，并且使有关话题超越建设花园。
本文作者贾斯廷-麦圭克（Justin McGuirk）系英国《卫报》建筑评论家
图片说明：
1、巴黎郊区的“田野城市”（Agrocité）项目
2、最早的城市“集体公共空间”之一——伦敦南部克拉彭“集体公共空间”。
3、2013年6月，在伊斯坦布尔的塔克西姆广场（Taksim Square），民众抗议拆毁盖齐公园（Gezi Park）。
4、巴黎郊区的“田野城市”（Agrocité）项目，包括微型农场、废物再利用工厂和共同生态住房。
5、马德里的Campo de Cebada社区
·发表评论 |
|
[更多评论]
[更多推荐]
|
|
